本报记者李丽颖申保珍文/图
多年前，革命与启蒙的双重使命降临在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赴汤蹈火的一代先烈们身上，他们承担并且奋斗。位于“红色革命圣地”延安的东方红村的土窑洞和百年学堂将这一段历史深深铭刻。
多年后，当我们再一次深情回顾，发现先辈们留下的巨大精神力量仍然在指导守护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信念不衰、志向不改的英雄后代们仍在披荆斩棘、坚毅前行，书写黄土地上的新传奇。
从“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出发，一路沿着延河水北上来到陕西省子长县。子长县原名安定县，为纪念民族英雄谢子长更名为子长县。从此，烈士的名字永远嵌刻在了伟大祖国的版图上。
离子长县城十多公里处，有个东方红村，村庄的历史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深深打上了红色革命历史的印记，这里就是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出生地。记者来到东方红村探访，生活在流淌着英雄热血的村庄的人们如今怎样？岁月是否冲淡了他们的精神底色？他们将告诉我们哪些不应该被遗忘的故事？
革命史：
写在窑洞里的英雄史诗
提起西北革命历史，不能忽略一个名字——谢子长，他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他的名字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事业而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1897年，谢子长出生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农民家的窑洞里，枣树坪是现在东方红村下辖的四个自然村（谢家园子、枣树坪、马圈坪、东沟）之一。从此，这个村庄的历史烙上红色革命的印记。
1925年，谢子长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共北方区委派他回陕北进行革命活动。谢子长回到安定县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仍任民团团总，他和共产党员李象九，扣捕豪绅，打击高利贷者，为农民办了很多好事。谢子长在县城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农村选拔30多名学员，先学农运知识，再分头下乡组织农民协会。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压迫农民的贪官污吏、恶霸兵丁、高利贷以及公款杂税的浮摊滥收一时销声匿迹。扬眉吐气的贫苦大众，从心底喊出了“谢青天”。安定农民运动在陕北影响深远，从此革命的火种深深扎在安定人民心里，为而后的陕北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子长陵纪念馆前馆长、县党史研究专家王志厚介绍，当时枣树坪村的共产党活动十分活跃，在1926年到1927年，枣树坪秘密成立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刘存元，这是西北农村中最早成立的党支部之一。
1927年，谢子长领导了清涧起义，是共产党领导下在西北地区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928年5月，他参加了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他任陕北特委军委委员，在陕西、甘肃、宁夏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子长先后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领导陕甘边武装斗争，创建了根据地。
此时的谢子长是国民党全国通缉的要犯，而枣树坪也上了“闹红”村庄的黑名单。国民党多次派军队到村里搜捕共产党，甚至在谢子长家窑洞上方挖了三道壕沟，想通过破坏风水来扼杀革命力量。1933年春，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一个连驻扎在枣树坪，连部就设在谢子长家的窑洞里。
1933年冬，谢子长任西北军事特派员。陕北的冬天，冷得要命。国民党疯狂地杀、抓、搜、抄，谢子长和游击队员不得不经常变换住的地方，安定西区大大小小几十个山窑子都住遍了。白天，他们钻山沟，住山窑，进行整训，晚上摸回到村子继续发动群众。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吃上一顿热饭。黎明前夕，提上一壶水，带上炒的豆子和糠炒面，他们又上山隐蔽了。他的脚手冻烂了，手指头又红又肿，耳朵也淌着黄水，生活十分艰苦。谢子长总是勉励大家：“咱们熬过严冬，就是春天，天气暖和了，就好了。”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
1934年夏，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谢子长攻打河口时，不幸中弹负伤。他坚持不下前线，继续指挥战斗。警卫员牵来一匹马让他骑上后撤，他厉声说：“别管我，快把山下的伤员救上来！”直到“挂花”的伤员安全转移，他才和大家一起撤出战场。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他心里牵挂的是仍在苦难中的陕北人民。养伤期间，路过小界村，看到续殿革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临走时，他告诉警卫员：“把我的被子留给续家。”警卫员很为难地说：“你只有这床被子，留下了你盖什么？”谢子长果断地说：“我有这件皮袄就行了。”
为了躲避追捕，谢子长在安定、安塞一带村庄不断地转移。谢子长在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主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报告敌情。转移时，他们不顾山高路陡，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抬担架、护送。当晚转移，第二天清晨就有群众赶着羊灭掉踪迹。王志厚告诉记者：“枣树坪对面有块高地，就是老百姓放哨的地方，敌人白天来就扬灰尘，晚上来就放火。”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重与世长辞，时年39岁。为不影响陕北根据地军民的情绪，防止敌人乘机突袭，中共西北工委决定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着孝服，不戴黑纱，秘密安葬。直到1939年，谢子长的遗骨才移葬到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烈士墓。毛泽东同志两次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书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子长县城瓦窑堡修建了宏伟的“子长陵”。在移葬公祭典礼上，2万多干部群众赶来祭拜。
从1924年到1937年，谢子长全家先后有11人参加革命，9人牺牲。东方红村党支部书记、谢子长的侄孙谢南家告诉记者：村里人还是习惯到村前的旧陵墓拜祭三爷爷，每当清明或是三爷爷祭日时，就会自发来祭拜。谢南家带着记者来到枣树坪的子长墓，墓前还堆放着花圈和祭品。“这是前不久清明节，大家祭拜时留下的。”当年的战火硝烟已不复踪迹，眼前是悠悠的青山，毛主席题写的石碑就竖立在墓前。谢南家告诉记者：“当年亲眼见过三爷爷的人大部分已作古，但三爷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村里找个孩子就能说出一段。”英雄和那段热血燃烧的岁月已远去，一同融入历史……
教育史：
刻在百年学堂上的办学义举
东方红村有两件最骄傲的事件，第一件是出了民族英雄谢子长，第二件就是村里有一所百年学堂，100多年从不曾中断过，即使在解放前，东方红村也没有一个文盲，“连婆姨都识字。”
说起东方红村的百年学堂，和谢子长也是分不开的。1904年，谢子长的父亲谢彪鹏腾出自己的窑洞，请来先生创办安定西区第一私塾，谢子长兄妹以及乡邻孩子在此接受启蒙教育。1927年，已投身革命事业的谢子长回故乡办农会兴学堂，将父亲创办的私塾搬迁到自家的新窑洞，改名为枣树坪小学，用学校做掩护开展地下活动。这里也成为安定西区地下党支部，学校不仅教授文化知识，更多的是传播革命思想。校长是中共西区区委书记谢德惠（谢子长的大哥），教师褚文汉、辛世云都是地下党。
1930年，国民党发觉枣树坪小学是地下党活动点，学校不得不随军转移，先后迁到薛家渠、孙家河、侯家硷、窑子峁河、李家砭等村庄，在校学生有数十人，有革命干部、军人子弟，也有贫苦百姓子女，他们一边学习文化，一边编演文艺节目，走一处把革命火种播种一处，这期间学校及学生一切费用由苏维埃人民政府供给。
1935年红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对根据地安定县的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日渐巩固，学校由流动趋向稳定，由山沟迁到川道，先后在谢家园子、东沟、李家峁村办学直至1969年。
1968年随着人口的增长，李家峁学校已不能满足学区子弟求学，为此，当时的东方红大队决定修建一处新学校。1969年，新校舍的7孔窑洞建成，学校由李家峁搬迁到谢家园子，命名为东方红小学，从此结束了学校借用民房的历史。
明亮的校舍，美丽的校园，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规范的管理，这是记者在大山深处的谢子长希望小学采访时看到的情景。谢子长希望小学的前身正是上文所提到的东方红小学，而学校有今天的面貌，经历了四次重建改造，这其中，名誉校长谢绍旺功不可没！
今年79岁的谢绍旺，是谢子长的亲侄，多年来他为村里的学校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他主持的第一次修建是1992年，原来7孔窑洞的校舍已经不够用了，而且孩子们上学每天要过一条小河，一次山洪暴发差点把几个学生冲走。当时刚退休的谢绍旺常回到自己出生的枣树坪走走亲戚，看到这种情况他心里很不安。他决心要把学校迁走，要给孩子们建个新校园。谢绍旺为筹集建校经费东奔西走，挨门逐户动员东方红村的群众投工投料。东方红村老村主任张国礼回忆：“老谢每天皱纹里都是土，就在工地吃住、监工。我们村有办学的传统，听说老谢要给孩子们修学校，村里人很支持，有钱的捐钱，有手艺的出手艺，盖学校的石头是村民自己到河里找的，砖也是我们自己烧的，门窗是村里的木匠打的。”2个多月，15孔新砖窑就建好了，学校名字恢复为枣树坪小学。
教学条件改善了，入学儿童迅速增加，15孔窑洞又不够用了，不但老师办公拥挤，学生听课更挤，不少学生只好在门外听课，谢绍旺又寝食难安了。为筹建新教学楼，他三进北京、十上延安，跑遍县里所有单位和学区内5个村的家家户户。一次，他为集资将一条腿摔成重伤，只好进医院手术。但他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硬是提前出院继续忙活建教学楼的事情，结果伤腿的病根一直影响到现在。1995年，一座两层16间教室的教学楼建成了。
2002年，学校第三次扩建，修建了餐厅、锅炉房和淋浴房。谢绍旺说：“以前孩子们都在露天吃饭，端着碗蹲在操场吃，特别是冬天，饭还没吃就凉透了，看着真心疼。”
2009年，学校第四次扩建，修建了学生公寓楼，孩子们再不用挤在老窑洞里。
解放后的枣树坪小学开始一直是村民办学校，现在东方红村村委会主任谢海林1992年时在学校当语文老师。他告诉记者：“我们民办教师的工资由村委会支付，这对当时的东方红村很不容易。村里很重视教育质量，不仅让娃娃们有学上，更要上好的学校。新学校建起来以后，村里请来了子长县的王孝魁当校长，他抓教育有一套，管理严格，教学水平高，很多其他村的孩子也被吸引过来了。”2004年，枣树坪小学更名为谢子长希望小学，更由于教学质量高，被确定为县教育局直属重点小学，结束了民办小学的历史。
路小平是现任的谢子长希望小学校长，当他接手学校时，谢子长希望小学已经在子长以及周围几个县教育界里有响当当的名气了。路小平告诉记者：“现在学校里孩子不光是周围村庄的，还有子长县城的，周围的安塞县、靖边县、横山县也都慕名而来。”
在子长县城，记者见到村民和学生一直赞不绝口的谢绍旺老人，身材不高，面孔黑瘦。他告诉记者，由于身体不如以前了，去学校的次数只能越来越少了。他走一步就一拐，这正是当年伤腿留下的后遗症。
谢绍旺老人说：“因为谢子长读书才接受革命思想，我们要跟着党闹革命就不能没文化，农民要富也要读书。”东方红村有一个朴素的人才观：只有读书长本事，才能帮助更多人，就像谢子长一样，帮了全陕北的农民。
谈到他的贡献，谢绍旺连忙摆手：“我是一名老党员，又出生在革命烈士的家庭，我为群众干点事又算什么呢？”
“老谢有个外号，叫‘真共产党’，在子长县你只要一提‘真共产党’，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谢绍旺。”张国礼对记者说，“我没见过谢子长，但看到老谢就知道差不了。”
奋斗史：
印在黄土地的求富兴村足迹
改革开放之前，陕北黄土地上的东方红村人一直残存着饥饿的记忆。
今年67岁的张国礼，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担任东方红大队队长、村主任。据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方红村和各地农村一样，经历过土改、互助组、人民公社，虽然农民当家做了主人，但难以吃饱肚子。“我们种杂粮，亩产两百多斤，一半储存战备粮，上交公粮、牛羊饲料，剩下一半根本解决不了温饱，时不时要吃点糠和野菜才行。三年灾害时吃树皮、荞麦花，吃得肚子痛。”
与饥饿记忆相伴的还有贫穷。“家家都没有钱，买生活用品都没钱，要卖了口粮才能买，买生产工具也没钱，能贷款到三五元钱也不容易。不允许外出打工，也不许养鸡种菜。”张国礼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这个大队长的任务主要不是发展生产，而是调解矛盾，因为大家吃不饱，怨气很大。
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同样是山区贫困农村的大寨曾经是东方红村的榜样。今年66岁的郭兰英，从60年代末到2000年担任东方红村支书。郭兰英一提起学大寨的日子就意气风发，可以想象出当年是个“铁姑娘”。据郭兰英介绍，当年她带领的青年基建队修梯田，改河道，拉石头，经常晚上干到10点多，干劲很足。但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家慢慢发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偷懒耍滑的人变多了。张国礼说：“学大寨先后修了5个大坝，后来都被水冲垮了。”
1978年，东方红村开始试行“包产到户”。最初，东方红村只是包产到作业组，一个自然村分成2—4个作业组，以自然组为单位生产，收获的粮食在作业组里分配，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当年的亩产就达到了300斤。1980年正式“分田到户”，人均大约5亩地，大部分是山地，由于给自己干活，农民也舍得给地投肥了，亩产一下子超过了300斤。“延安还派农技员教我们科学种田，还可以自己种菜，养鸡，养羊。”张国礼的饥饿记忆在这一年终止了。
陕北人有着养羊的传统，头脑灵活的薛建元成了东方红村的养殖大户。1983年前后，东方红村出现了十多个养殖专业户。薛建元靠卖山羊、羊毛、羊绒，成为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张国礼清楚地记得，薛建元买了一台12吋黄河牌彩色电视机，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引来村民无数艳羡的眼光。
市场经济的大潮，并没有因为东方红村人是英雄后代而善待他们。几番风雨，村民们也随之起起伏伏。47岁的谢利娃如今是个养鸡大户。他的三次养鸡经历，是东方红村人津津乐道的故事。1984年，谢利娃从哥哥同学那里学来养鸡技术，用200元买了200只鸡，结果一场大雨将鸡圈冲塌了，压死大部分鸡，他不得不卖了死鸡，去当了木匠。1997年，不甘心的谢利娃又开始养鸡，用当木匠的积蓄投入了3万元买了500只鸡，这次效益比较好，挣了1万多元。可没想到的是2002年子长县发生一次特大洪灾，房子和鸡圈都塌了，全部鸡都淹死了。此时积累了养鸡经验的谢利娃决定从头再来。他在高家坪村租了一亩半地，投入100万元重建养鸡场，开始是5000只，2009年扩大到1万只。随着规模扩大，他贷款买来全自动化喂料机、除粪机、收蛋机。现在养鸡场每天产蛋在1100斤，为14所小学、5所中学的蛋奶工程供应鸡蛋。谢利娃也是谢子长的后人，说起自己的困难，他说：“比起老一辈，我这点苦难不算啥，我一定会把养殖业坚持下去。”谢利娃的养殖技术现在很有名，还经常给其他养殖户提供帮助，“看看鸡粪就知道用什么药”。
1999年，东方红村人又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国家开始在陕西、四川、甘肃等试点退耕还林工程。张国礼说：“山地本来打粮就不多，现在不用种了，国家给补贴，比种粮收入还高，这一点农民能接受。”但与退耕还林同步进行的是封山禁牧，这样一来当地农民不但“无地可种”，而且“无羊可放”了。这种改变如何来应对呢？
谢南家当村支书的那年正好是1999年，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要解决这个难题。他从新闻上了解到寿光蔬菜大棚，想在村里试试，于是召集了全村23个党员进行讨论。谢南家记得，谈论很激烈，持续了一个月，有人不同意，因为陕北温差大，怕办不成，有人同意，但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干。在此之前，东方红村人从来没有见过大棚蔬菜。谢南家组织4个自然村队长和部分党员到附近县市的农业示范园参观学习。第一次学习回来，由党员带头建了12个大棚，第二次学习回来，又有人建了温棚。当年东方红村建了33个温棚，种上了西红柿、辣椒、茄子，每棚收入就达到2万元。
如今的东方红村，形成了以棚栽业、种植业、运输、劳务输出为主的产业格局，退耕还林面积4833亩，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140元。
从2009年开始，东方红村开始了新农村建设，硬化了村内干道路面，进行了村容整治，整修窑洞410孔，建沼气池60个。老支书张国礼现在是村里的保洁员，“东方红村这几年变化很大。”谢南家说，下一步打算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在现有土地上做文章，修灌渠，进行土地整理，另一件事情是发展红色旅游，恢复枣树坪原貌，让更多人知道谢子长的故事。
记者走进东方红村，触摸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聆听着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故事，更接触到一群鲜活质朴的村民。他们没有父辈那么熠熠生辉的过往，他们现在过着和许许多多农民一样的平静生活。但他们的身体里，仍在流淌着革命的血液。在东方红村，我们看到有一种精神，永不褪色，穿越历史，辉映未来。而这一切，都将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凝结成五星辉耀的红色记忆。
希望小学的学生在上课
谢子长希望小学
枣树坪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