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范敏的“村官”任期将满。她说:“我还有很多想法没来得及实施，如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组织农村妇女搞副业，等等。”范敏想留在百谷村，永远当一名百谷人，为这个光荣的红军村发展竭尽全力。

    但她的这一愿望能否实现，目前充满了变数——由于户口不在百谷村，按照“广西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范敏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此，她表示：“即使我离开百谷村，我也会时刻关注它。”

    另一个外来青年叫宋学军，他在百谷村村西办了一个养猪场。2000年，宋学军在百色农业学校（中专）就读畜牧兽医专业，2003年毕业后去广东打工，在一家大型养殖场做技术场长，每月工资3000元。干了3年后，宋学军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要自己当老板。

    2006年，宋学军毅然辞去场长工作，回到百色市田东县小龙村租地搞生猪养殖。2007年他与百谷村的姑娘黄海珍认识并喜结连理。在黄海珍的建议和支持下，2008年12月，他和大舅哥黄卫东合股投入50多万元，在百谷村建起了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有120间猪舍的小型养猪场，存栏母猪80头，存栏育肥猪300头，年出栏生猪3000头。

    由于有技术作保障，宋学军养猪很有起色。他说，今年下半年准备将养殖场规模再扩大10亩，租金每亩1200元，总共需要贷款100万元。为了符合银行贷款条件，今年5月初他注册了一个公司。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否从银行贷出钱。

    两个老红军的故事

    岁月如梭。在百谷村，当年参加过“百色起义”，后来又参加红军，如今仍健在的老人只剩下两位——93岁的李著尧和92岁的韦建邦。

    李著尧住在老村临街的小楼里，当女儿陪同他出来见记者时，老人还特意整了整衣衫。看得出，老人身体健朗，耳聪目明。

    李著尧的经历既坎坷又传奇。他出生于1918年七月十五日（农历）。1929年初，年仅11岁的他当上了百谷村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开展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并参加了百色起义。百色起义之后，李著尧成为红七军21师62团1营1连的通讯兵。1930年红七军整编北上江西时，李著尧因年纪小被留在家乡边务农边打游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李宗仁部队来百谷征兵，时年19岁的他被拉兵，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后来任班长兼机枪手。8年间，他先后转战湖北、安徽多个地方参加抗战。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他所在的528团奉命回安庆接受日军投降。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斗起来。我们是红军的人，不愿意打红军，就回家了。”1945年12月，李著尧等8名田东老乡因不愿与红军打仗，一同脱离国民党部队，从安庆秘密逃回家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广西全境尚未解放。当年12月，李著尧被选为百谷村民兵连长，带领百谷村民兵到七里地区剿匪。之后几年，他在广西交通厅航务管理局参加右江河疏河工作，直到1957年后就一直在家务农。

    回忆这一生两次参军的经历，李著尧老人仍充满激情。但有一件事让他耿耿于怀。老人说，2010年9月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国家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补助金，因此他曾给县民政局写过一份申请报告。然而遗憾的是，60多年来，那些能够证明他参加抗日战争的有关资料和记录早已丢失，因此，尽管他的申请报告上有村委会的证明，还有其他人按的鲜红手印，但仍然没有获得批准。看得出，抗战经历在老人一生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我在这一生中，永远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永不变。”李著尧说。

    与李著尧相比，韦建邦老人的情况要好很多。1929年，还是10岁孩子的韦建邦在兄长们的影响下，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从事和李著尧一样的工作。红七军北上江西之后，韦建邦留下来打游击。1949年8月，经同村朱鹤云少将的推荐，韦建邦到广西革命大学学习，3个月后被分配到田东县邮政局，后来成了一名县文教员，参加地方土改工作队。1954年因家里人多，吃饭困难，韦建邦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家务农操持一家人生计。

    韦建邦老人如今也是身板硬朗，每天还要独自上邻居家搓一回麻将。回忆早年的往事时，韦建邦老人思路清晰、情绪兴奋。但是，当说到自己回乡务农的原因时，他叹息道：“过去家里孩子多，挣工分的少，吃饱肚子是每天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1981年，百谷村分田到户后，由于家里劳动力多，老人的儿子韦志高开始琢磨出去搞点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