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迈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但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总量仍然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潜力还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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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兴庆

    最近几年，每当春节过后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招工难”。今年春节过后“招工难”再次如期而至，且呈现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蔓延、由季节性向常年性演变之势。“招工难”是不是我国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现阶段应对“招工难”的着力点，究竟应放在需求方、逐步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应放在供给方、继续释放农业劳动力？这是事关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如何同步推进的大事，需要深入分析、准确判断、慎重决策。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刘易斯区间”

    为分析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变化规律，学术界普遍使用“刘易斯拐点”、“刘易斯区间”的概念。这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概念。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拐点：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极低的工资水平就可以吸引他们向工业部门转移，当工业部门只有明显提高工资水平才能继续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时，达到第一个拐点；随着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持续上升，直至与工业部门相当，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经济结构消失，这是第二个拐点。这两个拐点之间的发展阶段，称作“刘易斯区间”。

    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正处于“刘易斯区间”。从第一个拐点来看，大致出现在2004年前后。此前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农业劳动力剩余程度严重，农民工工资在低水平徘徊。从2004年开始，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出现“招工难”现象，农民工工资开始进入上涨通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农民工月工资2004年-2010年年均增长13.5%。特别是2010年农民工工资上涨较为明显，人均月工资达到1690元，比上年上涨19.3%。从第二个拐点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8%、国内生产总值的10.3%。近2/5的农业劳动力，仅创造了1/10的国内生产总值，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目前，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美国、英国为1.4%，德国为2.2%，加拿大为2.5%，法国为3.4%，日本为4%，韩国为7%。我们离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的发展阶段还很远。

    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潜力依然很大

    面对年复一年的“招工难”现象和农民工工资上涨趋势，不少人主张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尽快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对外贸易中吃亏太多；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转移得差不多了，劳动力短缺时代已来临；农业劳动力不能都进城，应该有人搞新农村建设。

    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迈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但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总量仍然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潜力还大得很。“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年均转移农业劳动力800万的量化目标。当下，仍应把持续释放农业劳动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

    第一，将更多的农业劳动力释放出来，有利于工业化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劳动力资源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是我国过去30多年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农村劳动力转移对1979-199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虽然当下工资成本上升确实会对工业化城镇化带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合理性逐步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要与资源禀赋条件的变化相适应。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大量农业劳动力就业并不充分的发展阶段，如果过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利于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在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差距的条件下，继续促进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仍是保持我国工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仍是支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