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产权制度改革试验

    仲春时节，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土地上生机盎然，大片的油菜花散发着清香。3月30日下午，柳街镇鹤鸣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修建的第一个集中安置点内，几个老人正在村口的豆花店旁晒太阳，一个打扮入时的媳妇静静地坐在旁边。一位老婆婆抖了抖身上的粗布围裙，看了一眼从店前水泥路上陆续到来的人群：“今天又来好多人，不知道这次要干啥子。”

    3年前，这里最先开始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产生了第一张现代“鱼鳞图”（“鱼鳞图”明代即有，正式名称——“鱼鳞册”。明代的册籍分黄册和鱼鳞册，前者登记户口，后者登记田亩。当时是为了收取土地租税，如今却是为了还权于农，虽用同一名称，用意截然相反），并被媒体提到“再造地权”的高度。3年后，记者走进这个成都平原上的村庄，探寻那些与土地改革相关的日子，体会鹤鸣村农民最真实的感受。

    “包产到户”时喜气洋洋

    “之所以选择鹤鸣村为试点，有一个原因。”柳街镇副镇长胡小艳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柳街镇的试点也是放在鹤鸣村，“这里的改革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与全国大部分村庄一样，鹤鸣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制度改革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在互相适应着向前推进。

    “1981年的时候我在鹤鸣村知青点当会计。”对于历次产权制度改革，鹤鸣村党支部书记刘文祥都是亲历者。他说，1981年以前是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粮食紧缺是每个鹤鸣村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每一年总有或长或短的时间，鹤鸣村家家户户闹粮荒。

    1980年冬天，鹤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开始试点包产到户。第二年，村里这两个最穷的生产队粮食丰收了，竟然还养了猪。“过年的时候，他们杀猪吃肉，其他队的人眼都红喽。”鹤鸣村党支部副书记、时任鹤鸣村村长的余跃形象地描述了当年的情景。鹤鸣村剩下的9个生产小队也都把地分到了户。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让村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到了1990年，鹤鸣村基本上都还清了以前欠下的粮食债，并且有了余粮。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有喽；饭是吃饱了，可是手上没钱。村民们就开始想办法去挣钱，一些人就出去打工。”余跃说，那段时间，很多打工的人家把茅草房盖成了大瓦房。相比之下，种地的收入就要少很多。

    “当时我家种2亩多地，一年要上500块钱的公粮，当时大米才几毛钱一斤，就觉得好多，压力很大。”一位村民这样对记者说。种田的收入太低，加上城市建设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开始“丢地”。种地的青壮年越来越少，部分村民对土地有些“三心二意”，村干部们则想尽办法动员村民种地。

    2003年国家开始减免农业税，2006年起农业税全免、种地还给补贴，一些人又回来要地。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鹤鸣村农民收获了许多实惠；但是二三十年间的人口增减变化，使得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家底不清。而这，也成为下一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着眼点。

    绘制“鱼鳞图”吵吵嚷嚷

    3月29日上午，鹤鸣村村民活动中心前的广场上正在搭建临时会台，几个村民摆放着从婚庆公司借来的板凳。下午，柳街镇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将在这里举行。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刘文祥开始给记者回忆3年前的情景。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我们这里先搞，成不成功谁也说不准。当时是不对外交流，不对外宣传。”刘文祥说，接到试点通知时，村里压力很大。“我当时就想，这恐怕是件大事。”

    刘文祥记得很清楚，2008年的3月3日，刚刚下过雨，通往村小学的土路就被人们踩了个稀巴烂。“几乎所有在家的人都来了，叼着旱烟，抱着孩子，还有赶来的外村人，相当热闹。就是为了参加在村小学院坝里召开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动员大会。”

    然而就在动员会的第二天，刘文祥所说的压力立刻变成了现实。“一整天，我们村干部的嗓子都喊哑喽。”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摸清农村的“家底”。“在进行摸底登记的时候，因为有的老百姓出去打工，把地丢给别人了，就不会给他登记，他知道后就跟登记人员吵架，然后就找村长去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