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产权制度改革试验
仲春时节，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土地上生机盎然，大片的油菜花散发着清香。3月30日下午，柳街镇鹤鸣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修建的第一个集中安置点内，几个老人正在村口的豆花店旁晒太阳，一个打扮入时的媳妇静静地坐在旁边。一位老婆婆抖了抖身上的粗布围裙，看了一眼从店前水泥路上陆续到来的人群：“今天又来好多人，不知道这次要干啥子。”
3年前，这里最先开始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产生了第一张现代“鱼鳞图”（“鱼鳞图”明代即有，正式名称——“鱼鳞册”。明代的册籍分黄册和鱼鳞册，前者登记户口，后者登记田亩。当时是为了收取土地租税，如今却是为了还权于农，虽用同一名称，用意截然相反），并被媒体提到“再造地权”的高度。3年后，记者走进这个成都平原上的村庄，探寻那些与土地改革相关的日子，体会鹤鸣村农民最真实的感受。
“包产到户”时喜气洋洋
“之所以选择鹤鸣村为试点，有一个原因。”柳街镇副镇长胡小艳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柳街镇的试点也是放在鹤鸣村，“这里的改革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与全国大部分村庄一样，鹤鸣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制度改革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在互相适应着向前推进。
“1981年的时候我在鹤鸣村知青点当会计。”对于历次产权制度改革，鹤鸣村党支部书记刘文祥都是亲历者。他说，1981年以前是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粮食紧缺是每个鹤鸣村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每一年总有或长或短的时间，鹤鸣村家家户户闹粮荒。
1980年冬天，鹤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开始试点包产到户。第二年，村里这两个最穷的生产队粮食丰收了，竟然还养了猪。“过年的时候，他们杀猪吃肉，其他队的人眼都红喽。”鹤鸣村党支部副书记、时任鹤鸣村村长的余跃形象地描述了当年的情景。鹤鸣村剩下的9个生产小队也都把地分到了户。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让村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到了1990年，鹤鸣村基本上都还清了以前欠下的粮食债，并且有了余粮。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有喽；饭是吃饱了，可是手上没钱。村民们就开始想办法去挣钱，一些人就出去打工。”余跃说，那段时间，很多打工的人家把茅草房盖成了大瓦房。相比之下，种地的收入就要少很多。
“当时我家种2亩多地，一年要上500块钱的公粮，当时大米才几毛钱一斤，就觉得好多，压力很大。”一位村民这样对记者说。种田的收入太低，加上城市建设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开始“丢地”。种地的青壮年越来越少，部分村民对土地有些“三心二意”，村干部们则想尽办法动员村民种地。
2003年国家开始减免农业税，2006年起农业税全免、种地还给补贴，一些人又回来要地。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鹤鸣村农民收获了许多实惠；但是二三十年间的人口增减变化，使得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家底不清。而这，也成为下一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着眼点。
绘制“鱼鳞图”吵吵嚷嚷
3月29日上午，鹤鸣村村民活动中心前的广场上正在搭建临时会台，几个村民摆放着从婚庆公司借来的板凳。下午，柳街镇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将在这里举行。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刘文祥开始给记者回忆3年前的情景。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我们这里先搞，成不成功谁也说不准。当时是不对外交流，不对外宣传。”刘文祥说，接到试点通知时，村里压力很大。“我当时就想，这恐怕是件大事。”
刘文祥记得很清楚，2008年的3月3日，刚刚下过雨，通往村小学的土路就被人们踩了个稀巴烂。“几乎所有在家的人都来了，叼着旱烟，抱着孩子，还有赶来的外村人，相当热闹。就是为了参加在村小学院坝里召开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动员大会。”
然而就在动员会的第二天，刘文祥所说的压力立刻变成了现实。“一整天，我们村干部的嗓子都喊哑喽。”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摸清农村的“家底”。“在进行摸底登记的时候，因为有的老百姓出去打工，把地丢给别人了，就不会给他登记，他知道后就跟登记人员吵架，然后就找村长去闹。”
“麻烦事很多。”余跃补充着。这一天，鹤
鸣村是在争吵中度过的。
当时的镇党委书记（现任都江堰统筹城乡工作局局长）苟绍波回忆说：“那些天我没睡一个安稳觉。我们豪情万丈下去，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工作效力低下。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队根本没办法插手。第一家把表填完了，到第二家去填，最多到了第三家问题就出来了，因为第一家第二家有可能把别人家的土地也填进去了，大家没办法区分。”
“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鹤鸣村的人工测绘图出来了，一下子就看到了办法。在这张图上，每一块田地都很清楚，不可能把你家的说成是我家的。”苟绍波告诉记者，第二天他们就拿着测绘图下到村里，由村民确认各自的地块，签字并摁上了手印。
在鹤鸣村的展厅内，记者看到了摁满村民手印的“鱼鳞图”。在这张图上，村里有多少亩地、多少田块、田块的属性是什么、哪户人家所有，一目了然。
拿到“铁本本”心情舒畅
完成农村土地确权，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制度，搭建流转平台，让产权能够自由、自主流转，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是此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为了让农民充分了解这次改革，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
“刚开始大家还不觉得有啥子事情，因为没有涉及到自己。后来到进田退田的时候，大家才觉得紧张喽。再到后来发‘耕保基金’，田变成钱了，大家才真正觉得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村民这样对记者说。
2008年，鹤鸣村采用的是台账确权的方式，到了2009年，进行实测确权并颁发长久不变证书，每亩地每年还有将近400元的耕地保护基金。涉及到进田或者退田的村民就更加重视，甚至有村民按了手印又反悔的。为此，村里还动用了先进的设备，进行指纹确认。
余跃告诉记者，每次测量，通常是喊了三个人，起码会有十个人跟着去看。“宅基地的矛盾要小些，矛盾大的还是承包地。”进城打工人员、缴农业税多的农民、出嫁的女儿，甚至未出生的孩子……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集中爆发。
鹤鸣村有11个村民小组，大组有400多块田，小组也有100多块。由于历史原因，耕地分割得比较零碎；哪块地是哪家的，只有村民小组理得清。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基层治理很重要，因为农民的事情只有农民说得清楚。有了鱼鳞图之后，需要把权属问题搞清楚，我们需要人，不是工作队，是农民。”苟绍波说，“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让老百姓真正感觉到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
经过一番争论之后，鹤鸣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由村民自己推荐出了德高望重的、知道组里田块情况的“活地图”，来调节矛盾，这就是后来被当地农民称为“长老会”的村民议事会的雏形。
农民主动参与改革的热情激活了整个村庄，2009年4月份，鹤鸣村600多户、3000多亩土地，全部完成了确权，6月份开始颁证。
对村民来说，拿到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使用权证》这几个本本，弥足珍贵。“拿到‘铁本本’，心里踏实多喽，以后土地涨价得的钱都是自己的喽。”他们这样说。
都江堰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一直在不断强化，当地政府尽一切努力保证确实权、颁铁证，切实做到实测与台账、权证、耕地保护合同记载及“耕保基金”发放面积“五个一致”。与此同时，村民议事会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逐步延伸形成了监事会。
余跃告诉记者：“成都市每年给每个村20
万元的公共服务费，怎么用才适当？有一个表让你来填，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通过之后由村委会去执行；资金用的结果如何，由村监事会进行监督。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打醋。就是这个意思。”
土地流转后打工经商
作为试点中的试点，都江堰柳街镇全面、
真实地摸清了农村的“家底”，明晰了产权，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资产的初始化登记工作。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农民开始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而这种行为，又将带动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
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农民愿意、也敢于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入了。
“这次确权，长久不变，老百姓吃了个‘定心丸’，谁那块地土质差，谁就自己想法子把土地改良一下，以后是他的，他舍得花本钱喽。”村民说。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分工的速度加剧，村里的农民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大规模接受流转土地，在规模效益的带动下，农业生产逐步专业化。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出租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进一步解放出来。
确权后，鹤鸣村有一个陈姓村民流转了本村40多亩土地，进行蔬菜种植，后来改行种植花木。更多的年轻人则选择外出打工或者经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村庄，在成都、都江堰或者柳街镇购买了房屋，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城镇生活。村民告诉记者，这次的产权制度改革，让这些人在外生活得更加踏实了。
随着打工村民的增多，新的思想和观念开始传入村庄，人们对土地增值的预期和重视程度逐步增加。“年轻人对农业劳动不感兴趣，他愿意出去打工，但是他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余跃告诉记者，村里的年轻人更多地看到土地以后的增值空间，有的进行了流转，有的则种上了不费人工的苗木。
引来的老板不全是“凤凰”
“对农民来讲，集体建设用地、承包地，就是我们的资源。”刘文祥说，“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把老百姓自己的资源变成资本，解决老百姓的发展问题。”
确权颁证，让农村的土地、农业生产资金以及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了加速流动的基础。2008年10月13日，全国首个农村产权交易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只要土地权属明确，农民自愿转让，受让方具备农业投资、经营的能力，就可以进场交易。此后，成都很快在各个区（市）县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乡镇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
鹤鸣村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是由于村庄与市场对接的经验并不丰富，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村民告诉记者，确权颁证后，曾有两个老板来村里流转土地。其中一个经营得当，为流转土地的村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另外一个由于管理不善，承诺给老百姓的租金拿不出来，最后跑掉了。目前，都江堰正在试点推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在有意地培养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以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土地流转、老板下乡为村庄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也给村里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一些村民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除了获得土地出租“流转费”，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还能有些工资性的收入。
鹤鸣村村民习惯以大米为标准衡量土地的价值，目前一亩承包地一年的流转费用为八百到一千斤大米。但是由于一些更加偏远
的村庄流转费用更低，形成了竞争，也给村里的土地流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鹤鸣村土地划分细碎，也是影响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余跃告诉记者，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村里正准备开展土地整理，将小田整理成大田。但是他也表示，这项工作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目前，鹤鸣村每个村民小组都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村级成立了农业合作联社，作为集
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形成区分。“把平台建设好，让农民有办法‘奔’出来”，是当地政府的初衷。只是这些有益的探索要想真正启动并且发挥作用，还需要实践的历练。
村民自愿选择搬进楼房
鹤鸣村第一个集中居住点，是运用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的结果，新修建的房屋分西式和中式两种，高大的水杉和麻柳保存完好，水电气网以及健身器材齐全。目前，第二个集中安置点已经入住，根据村民的强烈要求，第三个集中安置点也已开建。
“没想到还能住楼房，烧液化气，以前都是烧稻谷的秆秆，做顿饭脑袋上都是灰。”说起新村生活，一位老婆婆兴奋地比划着。
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成都来说，不仅仅是给农民“还权赋能”，更是在寻找一种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机制。
刘文祥告诉记者，村民原来的住处，有一些被恢复成了农地进行耕作，另外一些有地理优势的“林盘”被用来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在是否建设新房的问题上，当地政府完全尊重农民的意愿，因此在安置点还能看到几座
老屋里仍然住着人。采访中，记者偶尔会看到一些老人和几个空闲的青年在这里搓麻将，旁边的村庄酒店正在建设，大型挖掘机从门前的路上来回穿梭，发出轰鸣声。开着三轮车卖蔬菜、馒头以及收破烂的走到这里也会停一停，看没人上来招呼又缓缓地走开了。
“以前在老村，我们组没有几家有钱的，卖东西的也不愿意过去，路不好走，成本高，也没有多少人买。”鹤鸣村6组的村民告诉记者，由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村民手上没有余钱，村里偶尔来了卖水果或者年货的，大家就用剩余的粮食交换。即便如此，换东西的人也是极少，因为这通常被视为“好吃”的表现，尤其得不到老年人的认可。
鹤鸣村一期安置点刚入住不久，一些生活设施还未完全从老村转移过来，“放心超市”和村办幼儿园也正在建设和规划中，但是年轻人仍然喜欢到这里居住，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改变。
“以前我们看的电视是21吋的，现在搬了新房喽，肯定要摆个稍微大点的。”村民罗安荣家的新房装修得非常不错，作为村里的义务卫生监督员，她对新村的环境和卫生也很上心，“在老村的时候到处都是垃圾，也没人去捡，现在道路修好了，环境也好了，你看见一个烟灰头头、烟纸壳壳，就觉得不舒服，就自觉去捡起来。”罗安荣笑着说。
这些搬入新区的人们，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仍有一些需要适应的地方。村民告诉记者，以前经常到邻居家串门的人现在少了，因为每家的房子都是新修的，打扫得很干净，进去怕给人家弄脏了。
壮大产业才能民富村强
3月30日上午不到八点钟，余跃骑着自行车从老村来到新居住点，手里拿着一个卷尺，身上的泥水还没有完全干透，似乎刚从地里回来。余跃的新房子正在装修，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村民基本都不在家，正是育秧的时候，村民们大多在地里。
确权颁证时的争论早已回归平静，人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今后的发展问题。
负责家里“柴米油盐”的罗安荣就有一点压力，“那个大电视肯定有点费电，还有就是吃水，我们用的水量也比较大。为了节省，家里装的节能灯就开一盏。两个娃娃都说我的灯是个摆设，不亮。”
罗安容家4口人，丈夫在外打工。大女儿刚读完书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小女儿还在上学。搬进新家后，每个月的水、电、煤气费支出，再加上人情送往，就觉得剩不下多少钱。
农村消费跟农民收入直接相关，产权制度改革的后续效应影响着村庄的消费观念及能力，只是改革的成效需要一点一点地释放。
“村‘两委’也发现，房子建好了，在小区里住，水电气费的开支要比老房子大一些。关键要有产业支撑，才能给老百姓带来收入，如果没有产业，老百姓支出大收入少，就难办喽。”余跃说。
“下一步就是咋个把鹤鸣村的产业发展起来，让老百姓咋个创收的问题，使老百姓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起来。”刘文祥说出了他们的打算。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发展也总是在不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取得。确权颁证为改革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但并不必然带来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新矛盾的解决，还需要当地政府部门、村干部以及村民展现更多的智慧。 本报记者张凤云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