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几年的耳闻目睹，我深深感到杜瑞芝具有牢固的群众观点，他认为“群众是改革的英雄”，十分重视了解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创造。同时又肯于和善于调查研究，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加上他刚直不阿，说话直来直去，往往语出惊人，冒出精辟的新观点，很能启发人。杜瑞芝坦言：“许多农村工作思想都是从调研中得来，只有沾些农村工作的‘地气’，我们党工作起来才会有‘底气’。”也正因为如此，我自认为对杜瑞芝的访谈录，既是真实的史实，又不是干巴巴的。

    我撰写《杜润生他们》和《广东农村改革纪实》这两本书的心愿，就是以史为鉴，继往开来。1960年我便被调到报社当编辑、记者，此后大半辈子与“三农”打交道，是在新闻工作这个圈子里度过的。温故知新，“回顾是为了前瞻，”。我有幸聆听过朱厚泽同志的教诲：“保持记忆，留存信史。”如果忘记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作为新闻界的一名老兵，作为过来人、见证人的党性良知，为“保持记忆，留存信史”，以史为鉴，增加改革发展的勇气和信心而尽绵薄之力，义不容辞。这就是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愿。虽然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加上时间仓促，写作难度大，也不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