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全球范围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中，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中国农业与全球农业紧密相关，这种突发事件导致的社会危机，发展阶段导致的不确定性，城乡互动导致的关联性以及产业融合带来的传导性，波及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有的影响已显现，有的正在显现，还有的尚无法预见，迫切需要我们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其一，疫情增加了农业农村运行的不确定性。疫情影响从农产品流通领域到生产经营环节，从影响农民充分就业到影响农民收入，最后可能会波及脱贫攻坚质量和小康社会的成色，新的挑战不可低估。

　　其二，疫情需要强化对农业农村相关重大问题的判断。现阶段疫情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但在全球持续蔓延，由公共卫生事件到粮食安全，进而引发产业安全和贸易安全，产业安全引发就业安全，就业安全引发收入安全，一连串重大问题的波动串连，需要认真加以研判。

　　其三，疫情凸显出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疫情的发生、发展和蔓延，从社会生活影响到经济生产，从农业影响到农民和农村，既表现出非常态事件导致的危机传导性，也折射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城乡融合度加深以及产业关联度增加带来的挑战性凸显，需要强化危机管理。

　　二、需要高度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面而深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推翻了人们先前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趋向的基本判断。从疫情对中国农业农村的短期影响和长期趋势看，有几个相关重大问题，需要认真讨论和研判。

　　1．产业安全。疫情发展和防控到今天，大家对农业最关注的还是农产品生产与供给问题，其中重中之重是粮食安全问题，即在非常态事件出现和蔓延过程中，事关生存的粮食总量是否安全可控。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回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农业最大的成绩就是依靠自己的资源和自己的供给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2019年中国粮食总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6.64亿吨，14亿中国人口，人均占有粮食474公斤。这不仅大大超过全球人均粮食占有350公斤左右的水平，也高于国际公认的人均400公斤的粮食安全线标准。尽管按中国包括豆类、薯类在内的粮食概念计算，这些年大豆自给率只有15％左右，但我们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方针，包括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的自给率一直稳定在95％以上。而作为口粮的水稻、小麦进口量年度间从没有超过中国粮食产出总量的1-2％，自给率高达98％以上。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要装自己的粮食，对此，我们具有足够的底气。二是粮食储备能力。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储备，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粮食储备和应急保障体系，储备标准大大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国家按照“产区保持3个月，销区保持6个月，产销平衡区保持4个半月”的市场供应量要求，增加地方粮食储备。同时要求大中城市建立确保满足当地10-15天的米面油成品储备制度。事实上，稻谷和小麦的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粮食储备能力有根本保障。三是重要农产品保障能力。当然，除了粮食以外，城乡居民对其他农产品还有多元化需要。这次疫情发生初期，无论是肉奶蛋等畜禽产品，抑或是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由于流通受阻，产地价格急剧下跌，销区价格急剧攀升，部分农产品产销失衡现象客观存在，从而警示我们在农产品储藏运输设施和条件建设上，既要有能力保障农产品多元化供给，更要有相应的应急调控和调运机制，满足市场供给，规避市场波动，稳定价格，稳定市场，稳定预期。

　　三个能力是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最大底气。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确保国家产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并做到长治久安，不仅有短期矛盾，也有长期挑战。一是资源困境。中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农情客观存在，且后备农业资源不足，农户数量多，户均农业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配置效率都不高，大国小农的格局将长期持续。二是科技困境。中国粮食单产水平不高，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单产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3％、65％、54％和52％，尖端农业科技缺失，基础性农业科研水平距发达国家尚有明显差距。三是市场困境。粮食生产成本高、效益低，资源性农产品在全球缺乏竞争力，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此外，在“四化”同步发展要求下，从农业发展外部环境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同步，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要素配置在城乡间失衡。从农业发展内部看，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结构性矛盾突出，总量、质量、品种结构调整难以兼顾。从全球农业角度看，最近几年全球贸易一体化往往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而此次疫情更加剧了全球市场动荡和粮食供需失衡，引发了其他大宗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限制，带来了全球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