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产业扶贫的战“疫”之道 本报记者　张振中

　　图为刘星（右）帮助贫困户伍福贞在电商平台销卖产品。阳旺春　冯世民　摄

　　编者按：若疫情持续一个月，一个贫困户将减少就业工资2000元，一个代理商减少销售收入2万元，一个小型农业企业销售产值将减少约20万元。疫情之下，请看湖南省城步县隘上村产业扶贫带头人“红薯妹”刘星怎么干——

　　2月8日，正值元宵佳节。湘桂边界，在湖南省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隘上村，“红薯妹”刘星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作为村里的防控专干，她要劝导外面的人不要进村串门拜访；另一方面，她要劝说村民不要外出打工。

　　截至2月20日，虽然城步尚没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但这波猝不及防的疫情还是震荡了这个小山村，特别是让刘星领办的红薯扶贫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刘星的红薯产业扶贫项目是汀坪乡的支柱农业产业，也是城步县特色的扶贫产业，2019年，带动了260多名贫困村民脱贫，产业扶贫形势向好向上，但疫情打乱了原有的产业发展节奏。以往春节前后一个月本是红薯制品年货畅销的时候，但今年春节期间经营惨淡。

　　“如疫情持续一个月，一个贫困户将减少就业工资2000元，一个代理商减少销售收入2万元，一个小型农业企业减少销售产值20万元。”刘星感慨地说，在这条扶贫产业的链条上，生产方、加工方乃至消费者都受到影响。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起直追。在政府、企业、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刘星将原本想外出务工的工人留在村里，让生产有依；利用市民待在家里急需大量健康、方便产品的契机，和已经恢复运行的快递公司合作，让红薯面等快销产品销售有道……

　　在一系列“组合拳”之下，虽然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刘星从中看到了产业扶贫乃至“决胜脱贫”的希望。

　　在湖南湘中、湘西、湘南山区，红薯种植是许多农民的传统农业项目，在隘上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红薯，当地红薯种植面积较大，产量很高。然而，红薯不耐储藏，农民以前通常将红薯放在简易的地窖里储藏，贫困农民手中积压了大量的红薯卖不出去。

　　“不能让红薯烂在地窖里，而要让红薯端上餐桌。”2015年，27岁的刘星从广东务工回乡后“甩”出这样一句话。刘星出生于贫困家庭，中专毕业后到广州、深圳等地打拼，摆过地摊、做过工人、当过秘书，奋发有为。2015年，一次回家探亲遇上“借学费”之事让她刻骨铭心。贫困村民刘春华孩子的学费没有着落，无奈之下找到刘星借钱，说好收了红薯后挑几担到城里卖了还钱。

　　但天不遂人意。红薯丰收后并没有给刘春华家带来喜悦：堆成小山的红薯以最便宜的价格也卖不出去。这让刘星心痛不已。

　　能不能将红薯做成好产品？如何将产品卖出好价钱？2015年底，刘星在家乡白手起家，自主创业。她仔细钻研红薯干等农产品的制作手艺，研制出多种薯类新产品，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为拓宽市场打下了基础。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刘星用一台智能手机成功将红薯干等农产品打入市场，城步红薯制品从苗乡小山窝飞向全国各地。2016年7月，刘星成立城步红薯妹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收购农户的红薯、香芋等农作物进行初加工，利用互联网打开销路，让农户们过去吃不完、卖不掉的农产品变成了“真金白银”。公司创办的第一年，实现收入20万元。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苗乡群众亲切称呼她为“红薯妹”。于是，她注册了“红薯妹”商标，成为城步红薯产品的代言人。

　　富裕起来的刘星没有忘记贫困农民，她带领更多群众脱贫致富。2017年，她组织村民成立青青缘薯类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动42户村民（其中17户为贫困户）以土地、资金入股等形式加入合作社，种植红薯80余亩，以保护价进行回收，发动村民种植红薯增加收入。2019年，合作社红薯种植规模由3个村扩大到两个乡镇，400多亩地，吸引了500多名村民加入合作社，其中贫困户230多名、移民26名。贫困村民以土地、资金、务工等形式入股，年底可得到分红，增加了村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