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产业扶贫的战“疫”之道 本报记者　张振中

　　图为刘星（右）帮助贫困户伍福贞在电商平台销卖产品。阳旺春　冯世民　摄

　　编者按：若疫情持续一个月，一个贫困户将减少就业工资2000元，一个代理商减少销售收入2万元，一个小型农业企业销售产值将减少约20万元。疫情之下，请看湖南省城步县隘上村产业扶贫带头人“红薯妹”刘星怎么干——

　　2月8日，正值元宵佳节。湘桂边界，在湖南省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隘上村，“红薯妹”刘星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作为村里的防控专干，她要劝导外面的人不要进村串门拜访；另一方面，她要劝说村民不要外出打工。

　　截至2月20日，虽然城步尚没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但这波猝不及防的疫情还是震荡了这个小山村，特别是让刘星领办的红薯扶贫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刘星的红薯产业扶贫项目是汀坪乡的支柱农业产业，也是城步县特色的扶贫产业，2019年，带动了260多名贫困村民脱贫，产业扶贫形势向好向上，但疫情打乱了原有的产业发展节奏。以往春节前后一个月本是红薯制品年货畅销的时候，但今年春节期间经营惨淡。

　　“如疫情持续一个月，一个贫困户将减少就业工资2000元，一个代理商减少销售收入2万元，一个小型农业企业减少销售产值20万元。”刘星感慨地说，在这条扶贫产业的链条上，生产方、加工方乃至消费者都受到影响。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起直追。在政府、企业、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刘星将原本想外出务工的工人留在村里，让生产有依；利用市民待在家里急需大量健康、方便产品的契机，和已经恢复运行的快递公司合作，让红薯面等快销产品销售有道……

　　在一系列“组合拳”之下，虽然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刘星从中看到了产业扶贫乃至“决胜脱贫”的希望。

　　在湖南湘中、湘西、湘南山区，红薯种植是许多农民的传统农业项目，在隘上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红薯，当地红薯种植面积较大，产量很高。然而，红薯不耐储藏，农民以前通常将红薯放在简易的地窖里储藏，贫困农民手中积压了大量的红薯卖不出去。

　　“不能让红薯烂在地窖里，而要让红薯端上餐桌。”2015年，27岁的刘星从广东务工回乡后“甩”出这样一句话。刘星出生于贫困家庭，中专毕业后到广州、深圳等地打拼，摆过地摊、做过工人、当过秘书，奋发有为。2015年，一次回家探亲遇上“借学费”之事让她刻骨铭心。贫困村民刘春华孩子的学费没有着落，无奈之下找到刘星借钱，说好收了红薯后挑几担到城里卖了还钱。

　　但天不遂人意。红薯丰收后并没有给刘春华家带来喜悦：堆成小山的红薯以最便宜的价格也卖不出去。这让刘星心痛不已。

　　能不能将红薯做成好产品？如何将产品卖出好价钱？2015年底，刘星在家乡白手起家，自主创业。她仔细钻研红薯干等农产品的制作手艺，研制出多种薯类新产品，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为拓宽市场打下了基础。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刘星用一台智能手机成功将红薯干等农产品打入市场，城步红薯制品从苗乡小山窝飞向全国各地。2016年7月，刘星成立城步红薯妹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收购农户的红薯、香芋等农作物进行初加工，利用互联网打开销路，让农户们过去吃不完、卖不掉的农产品变成了“真金白银”。公司创办的第一年，实现收入20万元。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苗乡群众亲切称呼她为“红薯妹”。于是，她注册了“红薯妹”商标，成为城步红薯产品的代言人。

　　富裕起来的刘星没有忘记贫困农民，她带领更多群众脱贫致富。2017年，她组织村民成立青青缘薯类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动42户村民（其中17户为贫困户）以土地、资金入股等形式加入合作社，种植红薯80余亩，以保护价进行回收，发动村民种植红薯增加收入。2019年，合作社红薯种植规模由3个村扩大到两个乡镇，400多亩地，吸引了500多名村民加入合作社，其中贫困户230多名、移民26名。贫困村民以土地、资金、务工等形式入股，年底可得到分红，增加了村民收入。

　　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社员们日子越过越甜。加入合作社的村民感激地说，原来种出来的红薯都拿来喂猪喂鸡，自从刘星成立合作社、创办加工厂和电商工作室后，昔日的土东西变成网上抢手货，价钱好且供不应求。

　　刘星团队的产业扶贫模式，让贫困户增收、企业增效，政府增光。2019年收获满满，刘星本打算2020年增聘员工、扩大规模、创新产品，大干一场。

　　但新冠肺炎的突然袭击，打乱了合作社发展的节奏，红薯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生产方、加工方、销售方、消费者都无一幸免。

　　加工首先受到冲击。公司自己的加工厂以往春节前后平均每天加工红薯近1000公斤，生产的红薯叶、红薯茎、红薯条、红薯酒在春节期间火爆销售，忙时需要组织员工们加班加点生产。今年事与愿违，由于担心员工集聚加工而带来健康危险，直到正月十五还没有开工，公司购进的红薯还有四五吨储放在地窖里，有些都坏了。刘星说：“往年这个月公司有20万元销售产值，今年估计‘泡汤了’。”

　　销售方也跟着受损。刘星的红薯系列制品主要依靠两个渠道销售：电商与代理商，合作社开设了自己的淘宝店、微店，并在消费扶贫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加上区域代理商，大大小小有200多家销售商家。“去年春节，浙江总代理杨惠一天能卖几万元产品，今年春节却卖不了多少。原因很简单：没货。”刘星苦笑道。原来春节后从农村老家回城时，大家都喜欢从农村买些红薯干、红薯片等带回城里，如今却断货。杨惠算了笔账，按往年春节前后销售10万多元红薯制品计算，她可以获得2万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可今年却不行了。

　　农民等种植生产方也受到波及。“去年春节，初六就提前上班了，16名员工‘白加黑’忙碌在车间里，当中有6个贫困户参与加工，算上加班费用，春节前后这个月贫困村民有两三千元工资。”而今年春节前后1个月，除缺少2000元就业工资外，贫困户最担心的是，合作社资金紧张，原来准备扩大的种植规模不得不缩减，贫困户的收益就会降低。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贫困户的收益受到大影响。”刘星坚定地说。为了这个承诺，作为村干部和合作社负责人，刘星一边忙疫情防控，一边劝导村民。

　　红薯一般在四五月份种植，刘星原本带领村民今年扩大种植规模到600亩，但一些村民受疫情影响想跑到外地去打工。“乡亲们得坚定信心，再在家里待几天，应该马上可以复工，更不会影响两个月之后的种植。”刘星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劝导村民留在村里、留在合作社。

　　合作社社员、贫困户伍福贞留了下来，“‘红薯妹’为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们这些村民和贫困户。她将无尘车间的千余个口罩免费送给我们村民防护，我们得学会感恩。困难时候，我不能当逃兵。”伍福贞如此表态。不仅如此，“90后”大专毕业生彭申红、杨秋云决定今年不去外地工作，跟着刘星做淘宝直播和短视频摄影。

　　危中寻机。在疫情大考面前，不甘心、不服输的刘星找到了机遇。由于原来加工制作的都是薯类休闲食品，刘星尝试加工了一种餐饮类健康快销食品：红薯面。刘星和同事陈昌客一起将4000多斤红薯面送到城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请指挥部转送给一线工作人员和食品短缺的消费者。

　　“这红薯面，不仅煮起来快速，而且吃起来健康营养。”防疫一线工作人员和消费者大加夸赞。通过口碑传播，并随着快递恢复后电商的品牌传播，刘星从中看到了新的市场契机，今年决定大批量生产红薯面。

　　危机时候，村民讲情义，企业担道义，政府讲大义。当地政府借春节假期延长之际，请设计师在线设计一个民族特色的苗乡苗品小阁楼。疫情过后，帮助刘星建设小阁楼，将当地苗寨的特色农产品和文化旅游产品整合营销，组建一个团队来运作淘宝直播和短视频平台，让红薯产业扶贫惠及更多的贫困户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