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建议政府改变补贴方式，高价收购农民粮食，再平价卖出。“补贴方式改变了，政府高价收粮，农民就会尽量高产，越高产他收入越高”，而又不会影响市场粮价。他建议政府用110元/百斤收购，比现在的保护价高20元，袁隆平认为“这个钱，国家是拿得出来的，政府有这个财力”。

　　现在的国家粮食直补政策，以土地面积作为发放补贴的基数。农户承包了多少土地，就能相应获得一定数额的种粮补贴。这一政策的最大优点是便于不打折扣地落实到位（被截留挪用现象相对较少），但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意义不大。因为种多种少乃至根本不种，得到的补贴都是既定的。袁隆平院士建议将补贴直接作用于价格，卖粮多的得到补助就多，不卖粮的则不能得到补贴，这种方式的确更具效率，但实际操作起来，至少有两点瑕疵：

　　一是腐败的空间巨大。因为收多少粮、收谁的粮，全是农民所不能做主的。到时候，有粮的农民可能一斤粮都交不上去，反倒是那些有关系的粮贩子大牟其利。有人担心会否有奸商平价从政府手里买粮，然后再高价卖给政府，空手套价差，我想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二是限量收购下的补贴对冲，乃至产生逆差。除非国家不设底线地放量收够，否则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一般只占总量的少部分。交粮之外，农民向市场卖粮只有低于“政府平价”才会有竞争力。等于是政府平价卖粮与农民向市场卖粮形成竞争关系，不仅会对冲掉有限的政府补贴，反而可能还会产生逆差。

　　不妨看看农业产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的美国，是怎样发放农业补贴的。事实上，类似我国与粮食价格不挂钩的粮食直补政策，美国同样在采用。这一部分“直接补贴”不宜取消，因为农业的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只不过在“直接补贴”之外，美国另有与粮食价格挂钩的销售贷款差额补贴和反周期波动补贴。总的来说就是，当农产品的实际有效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时，政府就会向农民提供这个差额的补贴。

　　这看上去和袁隆平院士的建议有些类似，却又有本质不同。因为美国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只是一个虚拟价格，农民依然是将粮食卖给开放的市场，目标价格只是计算补贴数额的依据；可我们采取的却是国家收购的方式，而且又是限量收购，这个保护价是一个真实的交易价格。因而，袁隆平院士粮补建议的上述两点瑕疵，在美国式农业补贴政策中都不存在。

　　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政府价格兜底的前提下放开粮食市场：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则按差价补贴；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则不予补贴。唯其如此，农民才能既最大限度享受粮食价格市场化的好处，又最大限度避免粮食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比如去年世界粮食价格猛涨，粮食出口商赚得盆满钵满，中国农民却没有分享到好处。

　　（盛翔，杭州注册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