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肥地力，改造中低产田。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扩大灌溉面积，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粮田，进一步提高耕地的产出能力。

二.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将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加大品种选育力度，挖掘种质资源潜力，培育高产、高抗、广适的优良品种。

三.改进耕作方式。通过改革耕作制度和改进种植方式，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充分利用光热水土资源，提高土地产出率。

四.推广普及重大科学技术措施。加强技术指导，引导农民进行全过程规范化、标准化种植，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有效使用率。配套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水肥耦合等技术。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五.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推进主要作物、关键环节的生产机械化，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

六.加大病虫害防控。强化病虫害预测预报和统防统治，特别是加强对重大灾害的防控技术研究，科学合理用药，降低农药用量，减少病虫害损失，实现减灾增产的目标。

七.落实中共中央连续7年下发的7个1号文件精神，制定扶持农业发展的具体财税政策，通过财税政策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保证增产1000亿斤粮食目标的实现。

 

陈清华委员（民革江西省主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对现有土地管理政策的建议

当前，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土地纠纷是我国农村土地政策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土地承包法已实施近8年，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随意调整征占承包土地，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侵犯了民众权益，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

其次，土地流转方面，一些地方在进行定期调地外，“反租倒包”在农村非常盛行。事实表明，适当的土地流转对于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如何处理这些“合理”但“不合法”的既成事实，如何解决以土地流转名义乱占、圈占浪费土地的问题，成为现行土地政策需要高度重视的课题。

第三，据中国社科院农村所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现有土地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当前，我国的土地政策调整的方向，应当从支持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上转变到支持城镇化、生态化、环境可承载的发展模式上来。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开展土地银行、土地产权交易所的试点，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转让、抵押、入股，推动产权明晰的共有制新模式的建立。在明晰产权后，对现有农用地按产业化经营标准进行重新整理，按照产业规划要求集中流转，招商引资，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农民能够以经营土地作为资源入股(优先股)，换取社保或企业经营股份。新的经营性企业为村集体、村民与商家(农业龙头企业)所共有，实现新型农村经济的共有制。失地后的农民按照新的居住规划，就近就业，转型为产业工人。

第二，完善法律、法规，推动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制度的试点，撤村并乡。通过集中合并，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在对旧宅基地的深度整理后，退居还田，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利用价值。

第三，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土地使用政策，应有所侧重，区别对待。一是，针对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状态，需要对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区别对待，给予欠发达地区更灵活的政策支持。二是，城镇化不同于城市化，小城镇的规划设计不宜简单模仿城市化建设，既要挖掘地方建筑居住文化特色，又要体现出乡土乡村文化的风情，并要适当引入现代生活元素。三是，基本农田与荒山丘陵要区别对待。城镇化过程中，应鼓励利用荒山、丘陵等土地，避免占用城市周边、交通沿线的良田、水地，对于新增建设用地以荒地、山地为主的应从政策上给予支持。

第四，基本农田的控制底线是要保的，但并不是绝对的。随着科技的进步，饮食结构的改变，尤其是农业业态的提升，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必然带来增产增收，这就使得重新划定底线成为可能。

 

胡建胜（新疆农机局农机管理处处长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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