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翟延举

　　“我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是不合格的。我感觉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孩子。”

　　1986年，还在实验站的翟延举就开始了她的候鸟式生活，一年中至少有半年是生活在海南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中。此后的每一年春节，翟延举都是在那里度过。除夕夜，陪伴她的只有她从莱州带到海南的6人科研团队和海南特产大个头蚊虫。她年迈的父母、孤独的丈夫和一双可爱的女儿只能在关山万里之外，与她举杯饮相思。

　　父母和丈夫都能理解她，也很支持她。但一双年幼的女儿却因为她常年不在身边，跟她有了很深的隔阂。每次回家，两个女儿都会远远的、怯怯的看着翟延举，仿佛看着一个陌生的女人，丝毫没有女儿与妈妈之间的那种亲热。现在，翟延举的大女儿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择业；二女儿也升入高三，面临高考。在两个女儿的人生最关键时刻，翟延举依然没有时间陪她们、帮她们。

　　“她们都喜欢她们的父亲，而不太喜欢跟我接触。”手机那头，翟延举略带忧伤的说。

　　在同事李晓林的眼中，翟延举的两个女儿孤独而懂事。“琳晶11岁的时候，个头刚刚高过灶台不多，就开始给全家人做饭。”李晓林说。琳晶是翟延举的大女儿，现在在中国农大烟台校区念大学。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很模糊；等年龄大一些后，她开始尝试着走进母亲的事业、母亲的生活，尝试着去理解母亲，但直到现在，她也依然感觉跟母亲之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距离感。

　　2002年7月，翟延举的丈夫徐殿臣从原单位下岗后也加盟到金海种业，工作压力骤大，还需要经常出差，翟延举的两个女儿从此开始了孤独的“流浪”生活，东家吃一顿，西家蹭一顿，在这个亲戚家住一晚，再到另一个亲戚家住一晚。直到现在，两个女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在洗，作为母亲，翟延举没有给她们洗过一次衣服。

　　为了给小女儿徐玮捷一个稍微安定的学习生活环境，在读小学的时候，徐玮捷就被送进了城区一所寄宿制双语学校。在那里，虽然可以衣食无忧，但孩子却更加孤独。邻村人李红梅的孩子也在那所学校读书。每个周末，李红梅都会象其他家长一样到学校去探望孩子，给孩子送去换洗的衣物和一些零食。那个时候，徐玮捷总会孤独的倚在窗前，默默的看着窗外的校园，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不会来。

　　“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一种性格：出来了，就很少想家，就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不过孩子们可能会想妈妈，她们……”手机那头的女人翟延举突然失语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农民翟延举

　　“我在掖县一中时的很多同班同学，现在都非常有出息。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城市，北京、济南、上海都有，二炮部队也有，还有一些在国外。”翟延举很愿意跟别人谈起她高中时的同学。谈到他们的时候，她无法掩饰她的羡慕，虽然她现在已经登顶共和国年度最高科技奖，从社会贡献、知名度和个人财富来讲，不逊色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她依然对自己没能圆的大学梦耿耿于怀，对那些大学毕业、科班出身的昔日同学保持由衷尊敬。从内心里，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农民。

　　2009年1月7日，翟延举飞抵北京，准备领奖。一位北京记者在宾馆采访她时，夸她穿的羊毛衫漂亮时尚，翟延举很不好意思，腼腆的告诉记者那是她女儿带她去买的，她从来没穿过那么高档时尚的衣服。“其实我还有另一句话没好意思说，我穿上这件时尚的羊毛衫，感觉全身不自在，还是穿那些钻玉米地的工作服更舒服。”手机那头的翟延举笑着说。

　　“平时做实验，几乎整天都泡在玉米地里，根本不可能去穿什么漂亮衣裳。往往是两套工作服轮流穿一年，大家都这样，谁也不讲究。”翟延举自认为自己对于穿着打扮的品位很差，是典型的“农民眼光”，而且，她也没有时间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大部分亲戚都在农村，就算是要走亲访友，也顶多到大集上去买件衣裳穿，一年买不一两回，每套都不超过100块。”

　　翟延举总是不忘提醒别人，她是一个农民。

　　她没有念过大学，但现在她的手下却有2个博士研究生和3个本科毕业生。她只让他们从事比较轻松的实验室工作，真正核心的育种工作，还是她在带领原班人马在做，那些人，大多都是些只有初中学历的“地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