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利用涉农职业技术学校培养现代农民。建议组建各省市农业职教集团和建立职教中心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省市高等职业院校牵头，组建有关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参与的省市农业职教集团。同时，建立由部分骨干职教中心牵头、各地区职教中心参与的职教中心联席会议制度，以“合作办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涉农职业教育的全方位合作，并形成信息化教学DVD，在学历教育的同时更能灵活地对在岗农民进行针对性的最新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农业科技成果最后一公里的转化。建议农村职业学校要以县域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为需求，重点办好优势、特色涉农专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劳动力保障。要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加强农村应用技术、农业经纪人、经济合作组织中的带头人、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劳动力转移培训。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培养一批符合现代农业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人才队伍。

民盟江西省主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

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补贴以来，逐年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规模，已由当年的140多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53亿元，农民普遍得到了实惠。虽然当前按耕地面积计算的补贴方法，实施起来比较简单，但由于补贴与产量“两张皮”，没有关联，容易诱导“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或多劳不获、劳而无功”的弊端，起不到财政补贴持续撬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杠杆作用。若按粮食产量计算补贴，也可能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种粮补贴既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激励，目的是引导农民“多种地、种好地，多产粮、产好粮”。要将“好事做好”，就得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办法，逐步做到“三个结合”：一、普惠制和特惠制相结合。一方面，不光农民种粮要有补贴，今后整个“三农”都应增加补贴，让农民普遍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国家在安排新增补贴时，要开始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倾斜，并制定特别的优惠政策，增加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资金。二、生产补贴和产量补贴相结合。三、奖励与处罚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农业奖罚”的相关规定，对粮食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造地产粮大户和新型农业主体给予适当奖励。

我国目前不少农村青壮年被城镇化建设“席卷一空”，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不能不感到担忧和焦虑。中国要“养活自己”，就要解决好未来我国的种地产粮问题。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方向，当前主要是尽快实现“三个转变”。

农业“通才”向农业“专才”转变。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必然导致农业生产内部的重新分工。全面熟知农业“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老把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当务之急。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各有专长的知识技术型“新把式”“横空出世”，真正担当起农业经营主体的角色。

小块“井田”向大面积规模经营转变。在土地流转依法自愿、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合企业化规模经营的种养业。与此同时，建立严格的准入和监管制度，防止出现“粮地非粮化”的大规模“圈地运动”。

传统耕作方式向机械化生产转变。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和支持农户告别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人锄牛犁”的传统耕作方式，采用现代科技和机械化生产手段，不断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同步。

台盟福建省副主委，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

去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年连续增产，但我国粮食仍需大量进口。这对我国粮食可持续安全是个潜在威胁，而且粮食生产受气候和自然灾害影响极大，不能靠继续增大化肥农药投入来实现持续粮食增产。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和占世界30%的化肥，生产了占世界20%的粮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深层危机。目前小规模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越来越难，耕地质量弱化，18亿亩耕地数量摇摇欲坠，农民务农积极性下降，土地撂荒增多，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粮食流通基础设施薄弱，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滞后，病虫损粮与生物燃料耗粮并存，年粮食缺口5000万吨靠进口，粮食科技转化应用难度增大，粮食最低收购价上升空间有限，部分地区粮食行政管理机构队伍职能大幅下滑，这些都成为人为威胁粮食安全的重要叠加因素。为此，建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