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条件下，我国农村向中央政府发出了SOS求救信号，也向城市发出了警报。对流动民工犯罪的恐惧已经把居民区变成了城市监狱，变成了铁窗铁门和保安警卫的天下。在市场机制下，城乡逐渐呈现的对立，正在取代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工农联盟”，威胁我国的社会统一，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

　　有了这样的知识，建设“村”的途径也就清楚了。答案在于减少农民，把农村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以下，降低到一亿人以下。危机中孕育着机会，也预示了光明的前途。若保持以往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半个世纪后，农村人口将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我国将逐渐呈现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一个古老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乡村中国”，将会变成一个年轻的“城市中国”。

　　“社会主义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

　　二、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不是政府

　　税费负担没有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减少了，基层政权也不做事了，但农村会依旧贫穷，依旧走向衰败。在我国辽阔的乡村，国家四处散财的“转移支付”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社区衰落破败问题。建设村需要认识市场时代农村社会和经济的运行规律，制定符合发展规律的、有前瞻性的国家长期战略规划。

　　许多学者对国家在农村投入巨额资金产生幻想。他们激烈地争辩投入的具体领域，乃至投入的方式，却忘记了“村民自助”，忘记了农民才是“主力军”的道理。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高达三万亿元。但即使全部赠送给全国三亿农户，也只是每年每户一万元，每人每月不到三百元。把共和国搞到彻底破产的“转移支付”，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国家准备每年投入三千亿元，其中的两千亿是原有的，增加部分是一千亿，相当于农村人口每人每月才几块钱。

　　有学者认为，国家投入主要应当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特别是建设和硬化通往各村的道路。理由是，“基础设施”属于“公共”范畴，理应由“国家”来投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一，“公共”分成社区集体和全民的“公共”。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还划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农村都是集体所有制。由国家把大大小小的“公共”都包起来，哪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通往三百万个自然村或五十万个行政村的道路有如毛细血管，比国家交通的大动脉还长得多，更不用说连年持续不断的养护费用了。富裕强大如美国，联邦政府也负担不起“毛细血管”公路的建设。

　　第二，“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是应城市经济需求而来的。“自然经济”不催生“基础设施”概念，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交易是建设昂贵“基础设施”的动因。当今农村正处在劳力向外流动的大潮之中，出现了许多“空心化”村庄。硬化了路面，却只走人力和畜力交通运输工具，当然不经济。办小学，二十几个学生一所学校，很不经济。办有线通讯和电视，也不经济。强行投入不经济的事，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财力。“国家”本身并没有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包办所有的农村社区经济，就要获取农村社区所有的收入，至少是城市经济的全部收入。那是“集权主义”了。

　　“村”的建设者不是“国家”，只能是我国农村人民，是农民的“自助”。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村建设的资源投入主要不是国家财政，而是农民的劳动。“劳动创造财富”。人均一两亩地，每年在地里从事三四个月的简单劳动，八个月失业在家赌博，当然贫穷。我国向有“救急不救穷”之说。每月人均十块钱的慈善扭转不了农村的衰败、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