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

　　一、建设村要首先理解农村贫困的根源

　　有了对农村贫困根源的知识，我们才能发现和尊重农村事务的规律。了解了这种规律，才可能恰当地处理国家的援助与村民“自助”的关系，村民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眼下的迫切需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民贫穷，从根本上讲，不是因为国家政权的“下沉”，不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腐败，不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不是因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不是因为城市的剥削，更不是因为农村缺少“基础设施”。

　　我国农民贫穷有五大根本原因。

　　第一，制造的产品已取代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业已成为“产业”。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用机器耕作辽阔的耕地，方能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我国迄今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五千亿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总价才五千亿元（而国家对农村一年的投入要三千多亿元）。我国GDP近19万亿元，粮食只占我国财富总量的5％。大陆与台湾的年贸易额是7300亿元。2006年4月，吴仪副总理率团赴美，一次“团购”即达1300亿元。

　　第二，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人均耕地少，构成“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一半农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供农民自己消费。我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而在农业发达国家，人均耕作上千亩地。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是我们时代最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工业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拒绝自种自食，养牛的也得买牛奶喝，对鲜奶进行卫生消毒和包装的是专业工厂。因为引进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农村人从一亿上升到四亿，自由小农经济的成功达到了顶峰。在1840年，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在册的农村人口高达九亿，其中包括将近五亿农业劳动力。尽管农业技术在飞速进步，耕地总量却是固定的，因此，农业领域的劳动积极性空前下降。

　　第三，组织社区合作非常艰难。人们独立自由，不肯合作，习惯以出工不出力、“搭便车”来抵制合作组织。我国农民家庭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有两千多年历史，自足、独立、自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基因”，与工业时代严密的组织化生产格格不入。无拘无束、潇洒闲逸、独立自由的耕织生活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征服了满族，使这个习惯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关于战争的艺术。但在工业时代，所有产品都是合作劳动的结果，包括教育领域淘汰了只有一个老师的私塾。

　　第四，市场机制摧毁不肯合作的小农。小规模家庭农业无力应付市场上变动不居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无力适应市场机制对规模效益的要求，更无力联合起来建立非农的产业。所以，农村整体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大多数农民陷入相对贫困，即农村与城市急剧扩大的鸿沟。市场经济是事实，是农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农村的手段。不组织起来合作，农民就无力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只能沦落为二十一世纪里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第五，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场条件下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我国一些农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了农村基层原有社区组织的溃败。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溃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衰败甚至倒退。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无所有，就使农村人更难组织起来，更难应付时代的挑战。中国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工人也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其他普通中国人正在走向无组织状态。因为组织上的瓦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数集体经济社区里，我们能看到强大的非农经济，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

　　概括起来，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1）制造的产品取代种养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源泉；（2）我国农民太多，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农业不成为产业，甚至倒退回自然经济；（3）我国农民自由独立，不善合作，难以组织起来闯入非农领域，甚至无力组织起社区劳动来改善自身的社区生活环境；（4）不合作的家庭小农正在被国内和国际的规模农业市场无情地淘汰和摧毁。（5）破败的农村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更难组织起来从事改善生活的劳动。

　　在上述条件下，我国农村向中央政府发出了SOS求救信号，也向城市发出了警报。对流动民工犯罪的恐惧已经把居民区变成了城市监狱，变成了铁窗铁门和保安警卫的天下。在市场机制下，城乡逐渐呈现的对立，正在取代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工农联盟”，威胁我国的社会统一，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

　　有了这样的知识，建设“村”的途径也就清楚了。答案在于减少农民，把农村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以下，降低到一亿人以下。危机中孕育着机会，也预示了光明的前途。若保持以往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半个世纪后，农村人口将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我国将逐渐呈现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一个古老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乡村中国”，将会变成一个年轻的“城市中国”。

　　“社会主义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

　　二、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不是政府

　　税费负担没有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减少了，基层政权也不做事了，但农村会依旧贫穷，依旧走向衰败。在我国辽阔的乡村，国家四处散财的“转移支付”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社区衰落破败问题。建设村需要认识市场时代农村社会和经济的运行规律，制定符合发展规律的、有前瞻性的国家长期战略规划。

　　许多学者对国家在农村投入巨额资金产生幻想。他们激烈地争辩投入的具体领域，乃至投入的方式，却忘记了“村民自助”，忘记了农民才是“主力军”的道理。2005年我国财政收入高达三万亿元。但即使全部赠送给全国三亿农户，也只是每年每户一万元，每人每月不到三百元。把共和国搞到彻底破产的“转移支付”，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国家准备每年投入三千亿元，其中的两千亿是原有的，增加部分是一千亿，相当于农村人口每人每月才几块钱。

　　有学者认为，国家投入主要应当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特别是建设和硬化通往各村的道路。理由是，“基础设施”属于“公共”范畴，理应由“国家”来投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一，“公共”分成社区集体和全民的“公共”。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还划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农村都是集体所有制。由国家把大大小小的“公共”都包起来，哪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通往三百万个自然村或五十万个行政村的道路有如毛细血管，比国家交通的大动脉还长得多，更不用说连年持续不断的养护费用了。富裕强大如美国，联邦政府也负担不起“毛细血管”公路的建设。

　　第二，“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是应城市经济需求而来的。“自然经济”不催生“基础设施”概念，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交易是建设昂贵“基础设施”的动因。当今农村正处在劳力向外流动的大潮之中，出现了许多“空心化”村庄。硬化了路面，却只走人力和畜力交通运输工具，当然不经济。办小学，二十几个学生一所学校，很不经济。办有线通讯和电视，也不经济。强行投入不经济的事，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财力。“国家”本身并没有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包办所有的农村社区经济，就要获取农村社区所有的收入，至少是城市经济的全部收入。那是“集权主义”了。

　　“村”的建设者不是“国家”，只能是我国农村人民，是农民的“自助”。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村建设的资源投入主要不是国家财政，而是农民的劳动。“劳动创造财富”。人均一两亩地，每年在地里从事三四个月的简单劳动，八个月失业在家赌博，当然贫穷。我国向有“救急不救穷”之说。每月人均十块钱的慈善扭转不了农村的衰败、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