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

　　一、建设村要首先理解农村贫困的根源

　　有了对农村贫困根源的知识，我们才能发现和尊重农村事务的规律。了解了这种规律，才可能恰当地处理国家的援助与村民“自助”的关系，村民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眼下的迫切需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民贫穷，从根本上讲，不是因为国家政权的“下沉”，不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腐败，不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不是因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不是因为城市的剥削，更不是因为农村缺少“基础设施”。

　　我国农民贫穷有五大根本原因。

　　第一，制造的产品已取代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业已成为“产业”。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用机器耕作辽阔的耕地，方能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我国迄今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五千亿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总价才五千亿元（而国家对农村一年的投入要三千多亿元）。我国GDP近19万亿元，粮食只占我国财富总量的5％。大陆与台湾的年贸易额是7300亿元。2006年4月，吴仪副总理率团赴美，一次“团购”即达1300亿元。

　　第二，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人均耕地少，构成“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一半农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供农民自己消费。我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而在农业发达国家，人均耕作上千亩地。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是我们时代最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工业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拒绝自种自食，养牛的也得买牛奶喝，对鲜奶进行卫生消毒和包装的是专业工厂。因为引进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农村人从一亿上升到四亿，自由小农经济的成功达到了顶峰。在1840年，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在册的农村人口高达九亿，其中包括将近五亿农业劳动力。尽管农业技术在飞速进步，耕地总量却是固定的，因此，农业领域的劳动积极性空前下降。

　　第三，组织社区合作非常艰难。人们独立自由，不肯合作，习惯以出工不出力、“搭便车”来抵制合作组织。我国农民家庭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有两千多年历史，自足、独立、自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基因”，与工业时代严密的组织化生产格格不入。无拘无束、潇洒闲逸、独立自由的耕织生活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征服了满族，使这个习惯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关于战争的艺术。但在工业时代，所有产品都是合作劳动的结果，包括教育领域淘汰了只有一个老师的私塾。

　　第四，市场机制摧毁不肯合作的小农。小规模家庭农业无力应付市场上变动不居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无力适应市场机制对规模效益的要求，更无力联合起来建立非农的产业。所以，农村整体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大多数农民陷入相对贫困，即农村与城市急剧扩大的鸿沟。市场经济是事实，是农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农村的手段。不组织起来合作，农民就无力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只能沦落为二十一世纪里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第五，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场条件下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我国一些农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了农村基层原有社区组织的溃败。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溃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衰败甚至倒退。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无所有，就使农村人更难组织起来，更难应付时代的挑战。中国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工人也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其他普通中国人正在走向无组织状态。因为组织上的瓦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数集体经济社区里，我们能看到强大的非农经济，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

　　概括起来，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1）制造的产品取代种养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源泉；（2）我国农民太多，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农业不成为产业，甚至倒退回自然经济；（3）我国农民自由独立，不善合作，难以组织起来闯入非农领域，甚至无力组织起社区劳动来改善自身的社区生活环境；（4）不合作的家庭小农正在被国内和国际的规模农业市场无情地淘汰和摧毁。（5）破败的农村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更难组织起来从事改善生活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