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到2020年将要翻一番；农民将成为股东；农村宅基地将换得城市住房；城乡一体化将大力推进……”这就是200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出台，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喜讯。其中土地流转制度备受关注。为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龚六堂教授。

　　拉动内需的“根本动力”在农民

　　《中国经济周刊》：十七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农村新一轮改革，其《决定》中关于土地流转的新政策，有何现实意义？

　　龚六堂：改革开放30年，从农村起步，现在又回到了农村，这正是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必然发展之路。应该说，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起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历经30年的发展，中国农民收入没有得到持续增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这是当前农村发展的困局的话，破解关键就在于发展农村产业化，而土地流转正是实现农村产业化的制度保证。

　　前不久，我们到河南漯河市、广东徐闻县、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等地调研发现，当地农业和林业改革早就开始，而且都是农民的自发行为。

　　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大片土地从何而来？只有将原来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农民把土地集中起来缺乏法律政策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在这个问题上是空白，而《决定》的出台恰恰弥补了这个空白，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

　　《决定》规定了“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怎样理解农业产业化是大势所趋？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如何？

　　龚六堂：从全球农业发展来说，我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已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然而与发达国家现代化农业相比，我国农业竞争力水平很低。就拿每个农民能够养活的人口数来说：一个中国农民仅能养活5人，而一个英国农民则能养活106人，一个美国农民则能养活73人。而中国加入WTO后，根据《农业协议》做出了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承诺，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

　　从当前全球经济来说，金融海啸从金融层面上传导到中国的影响并不多，但却使得欧美市场受到很大打击，消费受到抑制。因此，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这就要求中国经济要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

　　而国家多年来出台了多项措施，但效果都不很明显。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8亿农民的收入没有提高。而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增收，这才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才能拉动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因为农民是国内消费市场的生力军。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农民成“股东”

　　《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二元体制让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龚六堂：其实，经济的二元结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二元体制却是中国特色。美国也有城市和农村，但没有城里人和乡下人一说，而中国的现实则是农村和城市在两种不同的制度框架中运行，并且形成了二元的户籍、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城乡之间发展的内在联系被无情地切断，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发展带来的现代文明。

　　乡下人为什么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同样的保障？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文化心理层面的改革虽然可以突破，但最现实的捷径则是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

　　试问，华西村的农民向往成为城市居民吗？相反，有城市居民觉得成为华西村村民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呢。由此可见，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之道就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村富裕起来，让农业活起来。届时，“村、业、民”使得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