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众多人口、辽阔国土、悠久历史、勤劳人民的大国，走过有文字可考约5000年的岁月，到1978年，当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工业化、高福利保障的大路上急驰时，却还主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很多农民吃不饱肚子的落后国家。

　　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历史，没有哪一场改革像中国农村这30年改革一样，有如此大规模的直接受益人口，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和面貌。

　　在这场改革中，9亿中国农民从旧的体制束缚下走出来，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免掉了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而且像城里人一样开始享受教育、医疗、最低保障等公共保障，在社会向上的巨大转型中感受公平与正义。

　　新华网湖南频道长沙10月15日电（记者段羡菊）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带来耀眼光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黯淡。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农村面临着重重新矛盾，并集中在农民负担问题上爆发。

　　1992年，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向韶村农妇潘群英因欠交乡里不合理摊派费用，在乡干部到他家强行收款时而投塘自杀身亡。当年11月中旬，在国务院农民负担大检查组汇报会上，这一典型情况被披露。

　　新华社报道的这起事件，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公开报道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

　　农民感到难以承担的，并不是国家收取的农业税，而是由乡村干部收取的“乡统筹、村提留”，合同上写明用用于乡村公路修建和五保老人开支等公益事业。

　　1990，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作出了以乡为单位计算，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同时，对三项提留、五项统筹的名称和用途也作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

　　这种分配办法把改革后“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的这句话量化了，但是，操作过程中并没有能够有效解决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的问题。

　　九十年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在全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成为普遍问题。在税费改革前，安徽怀远县应征农业税为２６００万元，而属于收费范畴的乡镇统筹和村提留达到８５００万元，相当于农业税的３倍多。

　　1999年，洞庭湖区的益阳市曾对近500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45、5％的农民认为“负担确实太重，农民不堪重负“。农民反映，他们上缴各种税费的项目有的多达30余种，人平近200元。

　　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每亩田负担200元之外，不管是80岁的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每个人还要负担100到400元不等。时任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高层，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吁。

　　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区、淮北等粮食主产区，很多农民卖粮所得没法缴够农民负担，靠外出打工赚钱抵缺。

　　最先，乡镇干部在农民卖定购粮时，从粮站扣取乡统筹和村提留。后来，随着定购粮取消，中央规定不能代扣，而村干部又难以收上，乡镇干部就组织小分队上门收取，钱没有就牵猪抢粮，人反抗就抓捕关押。

　　乡镇干部感叹，收农民负担超过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事”。很多乡村干部被迫自己垫钱完成上缴任务，乡村债务像雪球一样迅速膨胀，至今还留下沉重包袱。

　　农民负担几乎牵涉到农村每家每户，农民负担问题引发了农民的集体民怨，成为引发部分地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对立的导火索。因为农民负担过重，安徽省怀远县从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８年接连出现农民大规模上访，其中１９９７年因负担问题引发的上访就有６２４起，不少乡村的干部与群众之间产生尖锐对立。

　　1999年9月10日，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党委书记、镇长带领百名镇干部，突击收取农民统筹提留欠款和计划生育罚没款，共殴打群众62人，以物作抵抬走农民棺材6具、电视机5台、稻谷7000余斤等。2000年湖南省委以一号文件对“三湖事件”通报批评。9名镇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有3名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

　　为遏制农民负担问题，中央和省出台了很多措施，包括严格规定农民负担总额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出台不准到农民家里牵猪等多条“禁令”，严格处分引发农民自杀及群体性事件的党政干部。然而，这些主要以约束干部为主的“高压”手段都没有能够起到治本作用，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事件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