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说要重点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呢?

　　彭县长:因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是“三农”中的突出因素。农民反映强烈的是水利建设严重滞后。由于现有水利设施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工程老化,灌溉效益不断萎缩，抗灾能力日趋下降。据统计，全县204座水库有99座病险库，占水库总数的46%，7.15万处山塘河坝很多淤塞、废弃、毁填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山塘，大部分已有20多年没有清淤整修，49条5公里以上河流没有防洪设施，3500多公里渠道只有少量进行了混凝土防渗改造，导致水库实际灌溉面积还不足设计灌溉面积的60%。作为产粮大县，迫切希望国家尽快建立和完善小型水利建设的投入补偿机制，通过财政投一点、社会捐一点、群众筹一点的方式，加快小型水利建设步伐，扭转水利建设滞后局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记者: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彭县长:我认为重点在“三抓”。一抓新型农民的培育。目前的培训，由于缺乏系统和针对性强的师资、教材、管理和补偿机制，效果不明显。因此，建议国家尽快出台行之有效的措施，确保农民培训工作落到实处。二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培育。国家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我县每年安排100万元农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奖励和扶助专业合作组织，效果很好。全县合作组织得到了发展，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村科技合作社得到了科技部和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被列为全国推广的三大科技服务模式之一。三抓龙头企业的培育。双峰县现有20家省、市、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但我们调查发现,没有一家愿意继续扩大投资，主要原因是效益不明显，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因此，国家应在工商、税收、金融及财政等方面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予以倾斜、扶持，特别是加大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实施力度。

　　三、关于种粮补贴与农资价格的矛盾

　　记者:国家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对农民当然有好处，但是近年来由于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又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或对冲了农民的实际利益，这种现象在双峰是否存在?

　　彭县长: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就双峰县而言，全县享受补贴的耕地面积共有54.2万亩，补贴总额3376.7万元，全县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和好处。但是,随着化肥、农药、柴油、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普遍上涨，国家给种粮农民发放的补贴被抵消殆尽，从而引起农民不满、政府不安。

　　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三个加大：一是农资和粮食价格的剪刀差在加大;二是种粮农民增收难度在加大;三是原料、化肥生产、粮食生产、粮食价格这一市场链条的脱节程度在加大。

　　根据我县青树坪镇农户阳亮才反映，他家3口人2.1亩田，经测算,由于几种常用农资的价格均有大幅涨价,2006年为651元，2007年为841元，同比增加190元，增长29.2%，种粮农民补贴2006年每亩44.2元，2007年每亩62.3元，同比增加18.1元，增长41%，粮食平均价格去年75元/100斤，今年80元/100斤，同比增加5元，增长6.7%。从中可以看出，农资价格增长比例较粮食价格增长比例高出22.5个百分点。虽然种粮农民补贴每亩由去年44.2元增长到了今年的62.3元，但增长额完全不足以弥补剪刀差。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种一亩田需要化肥、农药和种子等生产成本760元，而每亩早晚两季产量最多1900斤，按均价80元/100斤计算收入为1520元，两抵后只剩差额760元，这760元只相当于现在15个工日的收入，但是要种好一亩田用15个工日是远远不够的。原料、化肥等农资产品的涨价因素可以转嫁给粮食生产者，而农民的损失却不能转嫁给第三者，只能由农民“自作自受”了，这实在有悖市场经济规律。

　　记者: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改变这种局面？

　　彭县长:我认为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农资价格宏观调控与监管，实行限价政策并大力减少农资产品的中间流转环节。二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其使用功能和效应，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三是引入农业保险机制。如双峰县2007年对全县54.2万亩农田由县乡两级政府投入农业保险金729.4万元，最高保额达1.3亿元，为缓解农资涨价和粮食贱价等诸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是应当把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到农村，建立起现代农业制度，如在农村建立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基地、农业协会和农产品公司等组织，用现代农业制度加以规范管理，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农资进价，统一农产品售价，以此可以缓解农资公司和粮食收购部门的涨价与卡价，有效保护农民自身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