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山西省万荣县西贾村，新农保国家试点启动，60周岁以上符合领取条件的村民第一次领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200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甲木村低保户黄超林在里湖乡民政办公室领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均为资料图（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暗绿色的车厢中露出半个身子，王景顺笑着跳下火车。麦忙之后，他跟着几个老伙计去青海“找凉快”，舒舒服服地耍了半个月。

　　“每个月都有养老金，年年都在涨！心里踏实，咱才敢放心出去！”与新中国同龄的河南省通许县朱砂镇农民王景顺没想到，在土坷垃里刨了一辈子，等到老了，竟然和城里人一样领上了退休金。

　　70年，弹指一挥间。

　　70年前，王景顺的祖祖辈辈，日日在黄土和庄稼里打磨着光阴，活到老、干到老，未曾有、也不敢有片刻停歇。农人劳累终生，顾不得诗和远方。

　　70年后，千千万万个来自广袤乡村的“王景顺”们，正在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带来的保障和福音。亿万中国农民终于有了“退休制度”，无数个农村家庭走出“老无所养”的困境，农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

　　“老有所养”逐步实现，折射出农村社保制度的伟大变迁。新时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穿过厚重的历史烟云，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停歇地驶向远方。

　　王景顺依稀记得祖父王栋斌的模样：身着干净长衫、为人谦和，在村里是个讲究人。

　　可就是这么个“讲究人”，同样难避年老体衰的个体命运。1970年起，失去劳动能力的祖父在6个儿子家中轮流吃饭，终日辗转。

　　养老，让这位曾经的讲究人不得不放下体面，直至数年后走到生命尽头。

　　彼时的农村，旧传统依然在巨大的惯性中发挥影响。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坚守着“以土为生、养儿防老”的理念，特别是在丧失劳动能力后，对“家庭养老”依赖更加明显。

　　然而现实往往很骨感。膝下六子的王栋斌年轻时被人艳羡，年老时面对养老难题依然充满无奈，生活捉襟见肘。

　　“一方面原因是穷，儿子们都各自拉扯着一大家子，有心无力；另一方面是子女观念落后，在养老问题上互相‘攀比’，生怕吃亏。”王景顺表示。

　　无儿无女发愁，儿女多了也发愁。

　　王栋斌的背后，更多的农村老人在年老时面临更令人揪心的结局。养老成了农村居民不想提、不愿提甚至不敢提的一个话题。

　　在王景顺的记忆中，很多农村居民因为贫穷，尤其是年老后没有收入支撑，本可延续的生命在无谓的消耗和等待中提前终止。

　　当农民，脚不往田里插就得饿肚子，干不动了就得靠子女养活，这是王景顺从小就知道的老理儿。

　　事实上，随着社会家庭结构不断变化和城市化加速，农村地区过去那种家庭养老的传统愈发显露出缺陷和不足。

　　以王景顺家为例。闺女嫁了出去，两个儿子成家后搬出去住，王景顺平时和老伴儿独居小院。由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过去农村常见的“兄弟七八个、排队吃果果”的大家庭几近消失。家庭成员人数的减少对家庭养老带来的潜在冲击显而易见。

　　什么时候农村人也能像城里人一样，退休了有工资拿、有钱花呢？王景顺常常在想。

　　当农村“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顺观念大大减弱，“谁来赡养‘王景顺’们”？比照城市模式，尽快建立农村社保，成为我国社保制度改革发展道路上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课题。

　　与新农合类似，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和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城乡资源的巨大差距犹如天堑，农村社保体系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引发足够的关注。

　　与诸多领域的改革类似，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最初不是“覆盖全民”，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城镇企业人员的养老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社保覆盖面逐渐扩大，我国农村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养老保险试点，俗称“老农保”。

　　关于“老农保”，有个“3块钱养老金”的真实故事：海南一个村干部1998年一次性交了200元养老保险费，到2009年，年满55岁该领取养老金了，本金加上10年利息总金额是360元。“老农保”是按120个月（10年）计算的，两个数字相除就是一个月3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