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山西省万荣县西贾村，新农保国家试点启动，60周岁以上符合领取条件的村民第一次领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200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甲木村低保户黄超林在里湖乡民政办公室领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均为资料图（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暗绿色的车厢中露出半个身子，王景顺笑着跳下火车。麦忙之后，他跟着几个老伙计去青海“找凉快”，舒舒服服地耍了半个月。
“每个月都有养老金，年年都在涨！心里踏实，咱才敢放心出去！”与新中国同龄的河南省通许县朱砂镇农民王景顺没想到，在土坷垃里刨了一辈子，等到老了，竟然和城里人一样领上了退休金。
70年，弹指一挥间。
70年前，王景顺的祖祖辈辈，日日在黄土和庄稼里打磨着光阴，活到老、干到老，未曾有、也不敢有片刻停歇。农人劳累终生，顾不得诗和远方。
70年后，千千万万个来自广袤乡村的“王景顺”们，正在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带来的保障和福音。亿万中国农民终于有了“退休制度”，无数个农村家庭走出“老无所养”的困境，农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
“老有所养”逐步实现，折射出农村社保制度的伟大变迁。新时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穿过厚重的历史烟云，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停歇地驶向远方。
农民的心踏实了 王景顺依稀记得祖父王栋斌的模样：身着干净长衫、为人谦和，在村里是个讲究人。
可就是这么个“讲究人”，同样难避年老体衰的个体命运。1970年起，失去劳动能力的祖父在6个儿子家中轮流吃饭，终日辗转。
养老，让这位曾经的讲究人不得不放下体面，直至数年后走到生命尽头。
彼时的农村，旧传统依然在巨大的惯性中发挥影响。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坚守着“以土为生、养儿防老”的理念，特别是在丧失劳动能力后，对“家庭养老”依赖更加明显。
然而现实往往很骨感。膝下六子的王栋斌年轻时被人艳羡，年老时面对养老难题依然充满无奈，生活捉襟见肘。
“一方面原因是穷，儿子们都各自拉扯着一大家子，有心无力；另一方面是子女观念落后，在养老问题上互相‘攀比’，生怕吃亏。”王景顺表示。
无儿无女发愁，儿女多了也发愁。
王栋斌的背后，更多的农村老人在年老时面临更令人揪心的结局。养老成了农村居民不想提、不愿提甚至不敢提的一个话题。
在王景顺的记忆中，很多农村居民因为贫穷，尤其是年老后没有收入支撑，本可延续的生命在无谓的消耗和等待中提前终止。
当农民，脚不往田里插就得饿肚子，干不动了就得靠子女养活，这是王景顺从小就知道的老理儿。
事实上，随着社会家庭结构不断变化和城市化加速，农村地区过去那种家庭养老的传统愈发显露出缺陷和不足。
以王景顺家为例。闺女嫁了出去，两个儿子成家后搬出去住，王景顺平时和老伴儿独居小院。由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过去农村常见的“兄弟七八个、排队吃果果”的大家庭几近消失。家庭成员人数的减少对家庭养老带来的潜在冲击显而易见。
什么时候农村人也能像城里人一样，退休了有工资拿、有钱花呢？王景顺常常在想。
当农村“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孝顺观念大大减弱，“谁来赡养‘王景顺’们”？比照城市模式，尽快建立农村社保，成为我国社保制度改革发展道路上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课题。
与新农合类似，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和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城乡资源的巨大差距犹如天堑，农村社保体系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引发足够的关注。
与诸多领域的改革类似，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最初不是“覆盖全民”，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城镇企业人员的养老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社保覆盖面逐渐扩大，我国农村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养老保险试点，俗称“老农保”。
关于“老农保”，有个“3块钱养老金”的真实故事：海南一个村干部1998年一次性交了200元养老保险费，到2009年，年满55岁该领取养老金了，本金加上10年利息总金额是360元。“老农保”是按120个月（10年）计算的，两个数字相除就是一个月3块钱。
“3块钱能干啥呢，农民心里算过账的，不值当。”王景顺认为，所谓的“老农保”就是农民自己出钱保障自己，保障能力很低，吸引力差。
正是由于制度设计、配套政策等多方面原因，“老农保”的推进工作进展缓慢。
但一粒种子至此埋下。随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也按下了快进键。
变化出现在2009年。国务院这一年提出探索建立“新农保”制度，而最大的政策亮点是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
可以说，这是公共财政对于农村养老分担的开始，中国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享受到有国家财政补贴的养老生活费。
基本的制度具备了，如何尽快填平洼地、保证更大程度的公平，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社保制度改革发展的关键。
2014年，年满5周岁的“新农保”再次迎来升格：“新农保”合并城镇居民社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10余年来，“新农保”和“城居保”先后从试点开始，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迅速朝着“全国漫游”的方向发展。目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一直保持在5亿人以上，成为覆盖人数最多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步子还可以再迈大点儿 虽然参了保，但王景顺在最初几年并不满意。
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若想在60岁领到养老金，根据政策王景顺子女们就必须参保。但一个月几十块钱养老金，年轻的子女们实在是缺乏积极性。
为何这么少？数据可以给出答案。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的社保总支出约为4.873万亿元。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约为44162.44亿元，而有更多人口参与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仅为2919.5亿元，不足总数的1/10。
俗话说，再大的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总盘子不大，农民的获得感自然有限。
应该说，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完善农村社保制度方面付出了持续而有效的努力，但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狭窄、保障水平较低等难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希望农村社保改革的步子再迈大一点。”王景顺表示，因为嫌一个月几十块钱养老金少，农民不愿交的心理比较普遍。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应该重点考虑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支出比例，让低收入群体在二次分配上获得更多倾斜。
事实上，在我国城乡经过几十年普遍发展的同时，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矛盾越发凸显，已经成为制约当下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障碍。农村社保短板不仅困扰着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着力的关键环节。
切实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成了社保改革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
贫困农民交不起养老费咋办？针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病残弱等弱势人群没有收入咋办？根据中央政策，地方政府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养老金太少难起大作用咋办？王景顺所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连续多年上调，共惠及全市100多万名参保城乡居民，经费全部由财政承担。
……
事非经过不知难。有些事不是看到了希望才会干，而是干了才会有希望。
从几十年前起步时“在白纸上作画”到如今农民“坐在家里领钱”，中国农村社保之路有过踉跄和起伏，终至“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的今天。
“土地‘租’出去了，养老金‘使上了劲儿’了。每年都能涨几十块，每个月一两百，最起码的生活用品够买了。”年逾七旬的王景顺激动地说。
70年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波澜壮阔的时刻，但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在短短数年内就实现了让所有年届60周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都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无疑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里程碑事件。
改革成果写在农民笑脸上 行走在各地乡村，农村社保改革的成效既展现在中国经济的“颜值”上，也写在农民群众的笑脸上。
改革永远在路上。用这话形容我国农村社保的发展很贴切。
近年来，很多省区市没有止步于农村养老保险的“全覆盖”，而是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持续作出探索，为我国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身在他乡为异客，外来务工人员社保该如何解决？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城市，广东省东莞市的外来劳动者数量远超当地户籍人口数量。针对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群体，东莞市强调“用一个制度覆盖所有人群”，先后打破职工户籍界限和居民城乡户籍界限，实现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市户籍企业职工、农村户籍居民和城市户籍居民养老保障无差异待遇。
城里人的社保比农村人好？成都人不这么认为。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四川省成都市，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和高校大学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实现筹资标准城乡一致、参报补助城乡统一、待遇水平城乡均等。近年来，成都市又将新农保和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整合，实现了缴费基数、缴费费率、待遇标准“三统一”。
一项项明晰的惠民政策、一条条有力的富民措施，绘出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春华秋实。
如果说农村养老改革关注的是“面”，着力点是普惠，那么近年来农村社保体系在纵深上也有诸多探索。
以农村低保为例。受传统农村集体福利思维定式的束缚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相对于城市低保制度建设，农村低保之路走得并不算顺畅。
2003年起，国家开始重新部署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工作。截至2019年5月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400万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940.7万人，农村低保对象3459.3万人，全国所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均达到或超过了国家的扶贫标准。
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江苏省步伐更为快捷。截至2019年7月底，江苏各市县低保最低标准均达到每月500元，提前达到每年6000元的兜底脱贫标准。按照城乡统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城乡低保一体化步伐，江苏省96个县中有95个实现低保标准城乡并轨，一体化率达到99%。
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变革，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的整体转型，这一制度也从城市人的“专利”惠及到全体农民，成了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障。
现如今，王景顺的两个儿子承包了二百亩地，根据市场波动和季节时令栽种经济作物。记者到访时，父子三人正挥汗如雨，指挥着工人打包新收获的土豆。大货车响笛声声，喧闹中透着股惹人艳羡的红火。
“老了咱也闲不住。跟着孩子们干点，退休金也领着，咱农民不就图个痛痛快快！”王景顺坐在堆成小山的土豆上乐呵着，眼神越过人群，望向更远方。
那是令人期盼的远方。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终于在年老时有了固定收入，不必为了生活奔波。他们终于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在奋斗半生后可以踏实挥别依偎半生的土地，放下握了几十年的锄头镰刀，休息下老茧叠叠的双手，或走遍大好河山悠游乐山乐水，或荣退乡间林下体味岁月静好。
那同样是充满希望的远方。年轻的共和国栉风沐雨，走过了70年烟雨风华。无限接近享有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加可靠养老保障美好愿望的6亿农民，正乘着“中国号”这班时代列车昂扬驶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