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节期间，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子房村举办民间花会庆贺新春。本报记者　程天赐　摄

　　2019年9月17日，河北大城县臧屯镇九间房村村民缴艳霞在烙烫工艺葫芦。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1957年夏天，干旱少雨。阵阵热风吹过，本应绿意盎然的苏尼特草原一片焦黄。

　　一支9个人的队伍出现在地平线上，引起牧民关注。

　　他们装备看上去相当简单：红旗一面，勒勒车两辆，幕布两块，帐篷两顶，煤气灯三盏，服装四套，乐器五件，马六匹。

　　一路行进一路歌，牧民很快都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乌兰牧骑。

　　蒙古语中，“乌兰”意为“红色”，象征着光明与革命；“牧骑”意为“嫩芽”，寓意“文化工作队”。

　　此前，当地文化干部做了详细调查：内蒙古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通信落后，要把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直接、经常地送到广大农牧民居住和生产的牧场，必须建立一支装备轻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

　　就这样，草原上有了这支不停跋涉的队伍。白天热浪滚滚，晚上寒意袭人，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队员们常常为喝不上水苦恼，有时甚至不得不围着一个臭水泡子解渴。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队员们依然热情高涨，走到哪儿就给哪儿带去歌声与欢乐。每当他们鲜红的队旗出现在远方，牧民们便纷纷从蒙古包里跑出来，高兴地互相招呼：“玛奈乌兰牧骑依日勒（我们的乌兰牧骑来啦）！”

　　乌兰牧骑，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村文化拓荒者，诞生于共和国举步维艰的岁月。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亿多人口，拥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竟是屈指可数：55个公共图书馆，896个文化馆站，21个博物馆。

　　彼时的农村，更是一片文化“荒漠”：一夜之间，传统文化体系虽被强力打破，封建思想余毒却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农民刚在政治上翻了身，思想上还处于一种主流价值观缺失无序的状态。

　　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如何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普及文化，尤其是提高农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政权根基安稳。

　　“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且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举国上下行动起来，“破”“立”并举，积极改造农村传统文化，成立各种文工团，以农村和小城镇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巡回演出为主要活动方式，宣传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不久之后，内蒙古草原上第一支乌兰牧骑就在苏尼特右旗诞生了。

　　时年23岁能歌善舞的伊兰，被选进了这支队伍。第一次下乡，是去离苏尼特右旗100多公里的赛汗乌力吉公社。

　　“男队员骑着马，女队员坐着车，走了整整一天路，快天黑时才赶到目的地。队长提前派人把演出消息散了出去，当地牧民觉得新鲜，十里八村的人都纷纷跑来围观。”没有舞台，就在蒙古包前立起两根柱子，再搭上棕色的布，就成了简易幕布。没有电，就用煤气灯照明。

　　9个人的表演，那么简单，全都是自己编排的歌舞小品，但是热情的牧民们一直在台下鼓掌叫好。结束后，很多牧民久久不愿离去，拉着队员的手说，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观看表演。

　　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探索，带着鲜明的国家意志印记。它优先服务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既与思想教育同步进行，又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真正“双肩挑”。

　　伊兰回忆，当时表演的节目贴合农牧民生产生活，打草舞、接羔舞、挤奶舞、剪羊毛舞，还有赞扬劳动模范和批判懒汉的小品等，重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农牧民热爱草原、热爱家乡，更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演出，也并不是唯一任务，乌兰牧骑还主动参与到牧民生产生活中。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新的方针政策，牧民很关心，伊兰他们就排着队给大伙儿念报纸。“接羔以后要洗手，早晨起床漱漱口……”开演之前，还要念上几段顺口溜，传播科学知识和卫生观念。

　　同一时期广袤草原之外，各地村屯也响起了“大喇叭”，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识字运动大规模展开，农民学识字、学技术潮流迅速席卷全国，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纷纷办起农业技术学校、农民夜校、工农速成学校，就连遥远的西藏雪域高原也有了民办小学、夜校、识字班和电影放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