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巧合，往往随着时间推移，愈显意义重大。没多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开始探索前行的方向，小岗也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缩影。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严金昌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自家30多亩地里种上水稻、花生、红薯等，细心管护加上当年风调雨顺，取得了大丰收。

　　不只严金昌家，小岗村的丰收成绩单同样亮眼：1979年，小岗村全村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量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

　　“以前饿怕了，那时都不舍得卖，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放不下，从屋里一直堆到外面。”严金昌比划着，“感觉干一年能吃上好几年。”

　　来年的春节团圆饭，严金昌觉得“最丰盛、最高兴，因为未来有了希望”。主食米面管饱管够，鸡鸭猪肉样样都有，青菜来自家里的小菜园，煎炒烹炸、荤素搭配，大人孩子都吃得尽兴。

　　1980年，萌芽于小岗村“大包干”模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之被激发。到1984年，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也成为从饥饿跨越到温饱的一道分水岭。

　　咸菜配米饭，解决一顿饭。尽管只是“种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但在多数农村人的记忆中，吃饱饭已经是一件幸福的事。而左手端碗，右手拿筷，走着吃着，与乡里乡邻顺便叙叙家常，走家串户热乎邻里感情，更加催化了这种幸福。

　　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风起云涌，国家放开粮食购销，农民卖粮有了更多收入。“想吃什么买什么”，逐渐消解了种与吃的空间时间限制。

　　在农村，鱼和肉自不用讲，蔬菜的品种也丰富起来，本地菜外地菜一齐涌上餐桌，以往舍不得吃的鸡蛋和牛奶，可以在附近的农贸市场轻松买到。

　　但严金昌遇到了一些麻烦。粮食产量节节升高，粮食价格却在下降，卖粮变得越来越难。“有时候排队卖粮要等好几天，还卖不上合适的价钱。”

　　卖粮收入减少，直接造成了食物消费购买力的下降。在物质不断丰富的上世纪90年代，像严金昌这样最早分田单干的家庭，想吃得好一些，偶尔也会觉得捉襟见肘。

　　这也是无数个像小岗村一样以种粮为主的村庄面临的现实尴尬——“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由于错过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时机，“改革开放第一村”也落伍了。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年，人们对一个愈发现代化的中国有了更多想象。1月16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〇〇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一条重要路径——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结构调整，是中央释放的关键信号。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新起点上，农业农村这条大船向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有活力进发，需要调帆转向。

　　这一转变，体现在“餐桌经济”上，是由饱向好的飞跃，是由量到质的蜕变。在农村，农民对粮食、蔬菜的需求接近饱和，消费更多转向农副食品、加工食品等，点心蛋糕、罐头饮料、熟食卤味都成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这些美味，多数由严家五儿子严德双带回来。改革开放后，跟随农民进城务工大潮，严德双1995年就去东莞打工。离开偏安一隅的乡村，适应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饮食口味也发生改变。

　　“蔬菜水果、加工熟食、小吃零食都直接从市场买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城市差不多，也带动着我们改变。”融入城市，再把城市的饮食元素带回乡村，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交融，却让严家以往单调的餐食变得丰富多样了起来。

　　相应的，食物不再靠自给自足，农民与土地的联结也变得松快。始终在发展路上兜兜转转的小岗村，开始盘活土地资源，从结构调整中寻找突破。

　　2006年，时任小岗村第一书记的沈浩开会动员村民流转一部分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招商引资办工业、开发旅游业创造“地盘”。他告诉大家，只有搞现代农业，小岗才能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