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金昌食府”里，游客在吃午饭。尹亚飞　摄

　　当年的团圆饭以红薯为主。翻拍自大包干纪念馆。尹亚飞　摄

　　严金昌和老伴儿在自家开的餐馆门口。尹亚飞　摄

　　2018年秋天，严金昌家里接待了两位前来学做正宗农家菜的游客。他们身份特殊，专程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稀松平常的一餐一饭，不着痕迹地记录着老严家几十年的生活过往。

　　40年前，老严和小岗村17位农民摁下分田到户的“红手印”，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彼时，食物和美味无关，却和火热的干劲，和解放的生产力有关。

　　70年前，6岁的严金昌初尝饱饭的味道，全家人从新分的土地里耕耘出一日三餐，时代巨变往往就隐藏在这平凡和日常之中。

　　70年来，从吃不饱饭，到吃饱吃好，再到追寻美味和健康，和老严一样历经变化的农民，从南到北，比比皆是。

　　岁月流转里的炉火明灭，时代前行间的笑泪交织，都在屋檐下那方寸餐桌上无影无形却又清晰有力地印刻着。在那些代代相传的家常食物里，在那些纷繁多样的味道记忆中，让我们随老严一同回味家和国的巨变。

　　1950年，元旦。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年轻的共和国向人们展示出欣欣向荣的图景。那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年仅7岁的严金昌，还不能理解翻身的意义。但他能感受到的变化是，家里分的土地“大得望不到边”，种上小麦、水稻、红薯、玉米，一家人再不为吃饭发愁了。到了过年，甚至还杀了头猪，吃上了肉。

　　那一年开始，中国农业迎来了3年恢复期。1952年，粮食产量比解放前最高水平增加了11.3%。在耕地条件较好的农村，吃上饭已不再是奢望。

　　至于吃什么，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在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定格了严金昌等老一辈人的回忆——春节，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每人面前就是一个碗，碗里都是用红薯做的饭菜。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吃起来干涩且粗糙的红薯，淀粉含量高，下肚有种火辣辣的感觉，吃猛了还噎人。但现实摆在眼前：当时，粮食产量低，还要交公粮、留种子，最后所剩无几。好成活、产量高的红薯，自然替代了主粮。

　　除了红薯，这份主粮清单里还有玉米、高粱、小米等粗杂粮，做成贴饼子、碴子粥，慰藉着饥饿已久的胃。至于副食，更是几乎没有，土豆、大白菜腌成咸菜，能吃一整个冬天。

　　接下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严金昌的记忆中，粮食生产没能跟上社会前进脚步，“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由于脱离实际，反而阻滞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粮食分得少，要想吃饱饭，得靠自己想办法。严金昌在房前屋后种了两三分地生姜，秋后他把生姜弄到淮北去换红薯干，1斤生姜能换7斤红薯干，挑回来倒也可以养家糊口。

　　红薯干、玉米面、高粱米，掺着野菜，几乎承包了普通农家的一日三餐。早饭过后，一天出三次勤，中午下午在地头休息一次，收工时给猪拔点草，给羊捋些树叶。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伴着冒出土灶的水蒸气，钻出烟囱的炊烟，简单粗硬的饭食摆上餐桌，凝结成一代人忘不掉的舌尖记忆。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三版罕见地刊登了一篇长通讯，内容是“群众创造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细致介绍了广西和北京探索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这篇稿件的出现，有了一层特殊的意味。

　　这一年，严金昌35岁，有6个孩子。粮食不够吃，继续等下去也不是长法。为了填饱肚子，11月24日晚上，在村西头严立华家两件破落的茅草屋里，小岗村18户社员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在犹如“生死状”的“包干到户”保证书上，写下名字，按上红手印。

　　穷则变，变则通。这一朴素的真理，却触碰了本质问题——“包干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