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村民朱春花在展示晾晒的玉米。资料图

　　农民在山东省高青县常家镇刘春家村麦田里查看小麦成熟情况。新华社发　张维堂　摄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史，粮食问题始终是农业生产和治国理政的根本；人口约占世界的1/5，粮食消费量约占世界的1/4，中国的粮食问题对世界发展也是牵扯筋骨的大事。

　　以1949年一个亮丽秋日的庄严宣告为开篇，新中国70年粮食生产谱写出数千年来的最强音：粮食总产量增加4.8倍，从8亿人吃不饱到近14亿人吃不完，困扰历朝历代的饥饿问题一去不复返；粮棉油糖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低质低效的减下去，优质绿色的增上来，“米袋子”越来越丰富，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充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提升，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具备“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

　　四季更迭，时间的指针再一次拨到秋天。眼下，从东北黑土地到华北平原，从江南鱼米乡到岭南良田，丰收的金黄装点着广袤田野。正是汗水和心血浇灌的这一片片土地、一次次丰收，汇聚成7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蜕变，书写了以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养育世界近20%人口的“中国传奇”。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业基础十分薄弱。有人测算过，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公斤粮食、0.013公斤油料。吃饱饭，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当时的人们却是那么迫切的愿望，对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一次严峻的大考。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面对国际上不时抛出的“中国粮食危机论”，中国人积极创新探索，持续深化改革，用7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吃饭问题。

　　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一些专家提出，由于人多地少等原因，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

　　就在这一年，中国三大主粮作物的品种变革正蓄势待发：袁隆平已育成了第一个强优势杂交水稻组合“南优二号”，为我国水稻单产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基础；还是山东莱州一位普通生产队长的李登海，立下了玉米育种的志向，正用各种洋知识、土办法做高产攻关；在陕西一个小镇上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号召的李振声，正致力攻克小麦远缘杂交的难题，战绩卓著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将在这里诞生。

　　四年后的一个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枚红手印”，不仅带来了当年全村粮食的大丰收，更掀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3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的创举给予肯定。1984年，全国几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

　　在1984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政策和科技持续发力，广袤田畴焕发出新的生机，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万亿斤大关。

　　而随着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国家重农强农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强。2006年，在中国实行了2600年的农业税正式宣告取消，农民每年减轻税费负担超过1335亿元。同年，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四项补贴”制度建立。不让种粮者吃亏，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取消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建立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制种大县等综合奖励政策体系，2018年奖励资金达到428亿元，多予少取，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

　　2013年，中国粮食实现连续十年增产，攀升至一个新高点。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以战略家的视野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要求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坚持“数量质量并重”的战略要求，为新时期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14亿人口大国的粮食生产蹄疾步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