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客人，就是刚刚调任浙江两个多月的习近平同志。时间：2002年12月。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调研，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如下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迅猛发展，但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相应提高，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如何消除城乡差距？浙江的指针是：群众关心什么就做什么。

　　200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浙江拉开序幕。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从浙江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村道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15年后的2018年，下姜村村民姜丽娟从风景如画的家乡出发，代表一千多万浙江农民，站在了美国纽约的领奖台上，他们通过自身行动和影响力，展现着中国新农村建设对环境领导力的承诺和远景，“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以巨椽之势描绘着农村大地的新蓝图。

　　这是一场新时代的愚公移山。逢山架隧道，遇谷架大桥。在滇西北的群山峻岭中向下俯拍，几乎每座山上都有弯弯绕绕的公路，最弯的一条，7公里有68个弯，电力铁塔从山脚向山顶艰难延伸，很多地方甚至是以近乎直角的姿态暴力上拉。

　　昔日的林县人带着干粮和铁锹修通了红旗渠，今天啃掉农村贫困面貌的“硬骨头”，党和政府，还有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冲在了最前面，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农村地区有99.9%的自然村通公路、99.9%的自然村通电、99.7%的自然村通电话、98.1%的自然村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95.7%的自然村通了宽带、65.3%的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83.6%的自然村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逐次展开。

　　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变样，农民们关注的点，也从“面子”，转向了“里子”。今年全国两会上，农民日报记者代一位山东省莱阳市名叫王巧丽的农民，向韩长赋部长提问，我们村的厕所什么时候可以革命？

　　韩长赋回答：今年要推动全国三万个村庄，大体上是一千万的农户实现改厕，中央财政计划安排70亿元支持这项工作。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70余年前，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下这样的字句。

　　回望中国农村70年的改革之路，我们总能看见来自国家推动和农民探索两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它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相互激荡，汇聚成了巨大发展合力，塑造着中国农村向前奔跑的姿态，拓展着升腾在这片土地上的梦想实现的空间。

　　在全国政协，收藏着这样一幅油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拄拐杖，颤巍巍地来到选举的地方，边走边瞧着手中的豆子。一个农民不小心将豆子落掉，又小心翼翼地捡起，神态专注而认真。这幅油画，刻画的是解放初期，农村“豆选”的场面。

　　“金豆豆呀银豆豆，比不上咱的土豆豆。一张选票一颗豆，小心投在碗里头。”共产党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普遍还不识字的农民中间，进行了最早期的“民主训练”，告诉他们，新中国的天地，农民自己当家做主。

　　民主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自己生根发芽。

　　1980年，广西河池市合寨村村头的大樟树下，85户农民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减弱，农村社会事务无人管理的问题。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和罢免”，标志着“中国村民自治”的探索上升为国家意志，确认了又一个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伟大创造。

　　时代带来的问题从来不曾停止。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三农”短板日益凸显，农村“空心”、农户“空巢”、人口“老龄”，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员“领导力”不强，群众对村务参与淡漠等现象也随之而来。而乡村治理的智慧，伴随着这些问题，在村民自治的厚土上不断生长。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圆形的村民议事厅里设有16人的圆形主席台、285个席位及可视参观通道。圆桌会议上的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权，再也不是村干部在台上讲，村民在台下听；湖北省荆州市双马村有了法律顾问，土地流转、婚丧嫁娶、创业工作，法讲清，理说通，“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在农村越来越少；陕西旬阳，全县306个村（社区）都有了自己的《新民风讲义》，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诚孝俭勤和”的新民风和风拂面，把积习难改的陈规陋俗化解得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