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他牺牲在湖南芷江一次攻击作战中，死前留下令后人扼腕的诗句：“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在北京，满族将领佟麟阁壮烈殉国；在华北，回族健儿马本斋率部向日军奋勇进攻；在内蒙古，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转战茫茫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政权；在云南，20万汉、白、傣、黎各族人民开山劈岭，修建滇缅公路“抗战生命线”……
    将士浴血沙场，民众举家赴难，侨胞全力支援，中华大地上的抗日之火风起云涌。
    当年《新闻报》上一则征募救国捐宣言，至今读来回肠荡气：“五千年至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崛起荣辱……敌人一日不去，抗战一日不停，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
    1938年9月12日的《申报》报道：广西宫城县西岭乡乡民何焕三，近感国难已极，义愤填膺，特将所有田业，尽其每年收入租谷之300担，捐作抗日军粮，且决定抗战到底，捐助到底，自己另谋生活。
    前方与后方，军人与百姓，国内与海外，凡有华人处，即有抗日声。
    轰轰烈烈的捐赠飞机、车辆、药品、衣物等活动高潮迭起。仅新疆地区1943年就捐了飞机144架，拉卜楞藏区所捐财物可购飞机30架。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在这首《告别南洋》的歌声中，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每一个角落。
    南侨机工，一个风华正茂的英雄群体。在陈嘉庚等华侨领袖号召下，4000余华侨青年回国开车、修车，冒着日军的轰炸，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其中近半数人牺牲、失踪，没有看到抗战胜利。
    “回国那天清晨，父亲长跪在祖母房前，他是瞒着老人家回来的。”南侨机工汤耀荣之女汤晓梅流着泪说。
    许多机工从未在祖国生活，感召他们回来的，是一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
    向来以写儿女情长著称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此时著成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大江东去》。一句“书生顿首高声唤，国如用我何妨死”，激励了多少读书人！
    宜昌，长江中上游分界点。1938年，一场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壮举在这里上演。武汉失守后，大量人员和珍贵物资滞留于此，成为日机轰炸的靶子。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创办者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昼夜兼程地抢运。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奋战40天，终于将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到安全地带，保留了抗战的珍贵“火种”。
    只因不屈的火种珍藏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胜利的希望从未熄灭。
“中国已经兴起了一种精神”——
在同一根血脉里，浩气长存
    你一泻万丈，
    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
    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哺育下
    发扬滋长！
    ——《黄河大合唱》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了！
    93岁的老兵王楚英那时正在昆明，他至今仍清楚记得：“伴随着欢呼声与叫喊声，全场的帽子都飞上天了！”
    “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也被人灌醉了。在昆明街头，哭喊着拥抱，敲锣打鼓狂欢。”王楚英说，“城里的老百姓原本都在睡觉，后来也都被我们吵起来跟着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
    八年的艰难与企盼，都在这一刻尽情宣泄。
    9月9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迎来了最光荣的时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里向中国政府呈交投降书。
    曾亲历南京受降仪式的赵振英回忆：“塔楼上代表胜利的巨幅‘V’字格外醒目。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竖着一根旗杆，挂着中、美、英、法、苏五面国旗。每根旗杆下，中国士兵精神抖擞。”
    老人还记得这样一幕：冈村宁次在投降书写上自己的名字，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因为紧张，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