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型城乡关系：新市民、新城镇、新农村
    新市民——赵脑村580多户、2200多人整体迁入“华山综合社区”，在分享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上实现了向 “市民化”的转变，并获得了更多利益：一是财产权显性化并明显升值。除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外，农居变为城镇“大产权”住宅，财产价值至少提升十万元，住宅宽裕的还可以出租，多挣一份财产性收入。二是两个渠道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1）133户（516人）通过反租倒包成为“离乡不离土”的职业农民和“小业主”，致富能力显著提升；2）287人进入华山公司务工，67户（108人）进入专业市场或创业园区自由创业，成为职业工人或小老板。转移农民不仅有了稳定的就业渠道，而且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新城镇——“华山综合社区”将是熊口镇最好的社区；升级扩张的华山公司科技产业园则是带动熊口镇不断发展的强劲龙头；专业市场、创业园区为熊口镇增添了就业渠道和产业实力。特别是通过迁村腾地、政企共建，熊口镇开始走出一条通过市场化配置资源解决城镇化投融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路子，新型城镇化有了持续推进的支撑。
    新农村——“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虾跳稻长”的田园风光既现代又生态,旧村庄搬迁后根治了农村“散乱脏”,在现代大农业的平台上，农村也旧貌换了新颜。

    创新时代，“华山模式”引人深思

    当下，我们处在一个创新的时代，“华山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值得深思：
（一）必须以高效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
    “华山模式”能取得明显成效，首要因素是抓住了“虾稻共作”这样一个高产高效的种养植模式，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由此获得较高的农业比较效益。现代农业得以有效实现。这既是“三化带一化”的出发点，也是归宿。
    有了这样的产业效益，许多困扰人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赵脑村的农民为什么踊跃参与流转和“反租倒包”？因为他们看到了规范的“虾稻共作”种养模式所带来的更高收益。企业为什么下大力建大规模基地？既是因为巨大的原料需求，更是因为“虾稻共作”模式显著的升值潜力。在高效农业基础上，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有了充分的空间，经营风险则明显降低。更重要的是，更高的比较收益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流转 “非粮化”和绿色安全的问题，坚守“四个底线”真正落到了实处。
    显然，在“三权分离”的改革中，土地资源是否向高效生产模式流转，是比流转本身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现实中也有另一种情况：将流转当作目的，忽视了流转后的经营效率，一些流转项目成为低效粗放式生产的“归大堆”。这既背离了促进农业现代化这一基本目标，也容易产生种种问题和风险。大量事实说明，流转后的经营效率如何，是决定流转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必须更加鲜明地把推动土地资源向高效生产模式流转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加强引导。特别是大规模的流转，一定要尽可能地与拥有高效产业模式的经营主体相对接，才能真正奠定“三化带一化”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可靠基石。
（二）打造优势企业为龙头的经营共同体
    华山公司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以高端生物产业为引领的全产业链，在产业扩张升级上具有很强的张力，能确保其成为持续带动大规模农业生产基地的强劲龙头。龙头企业的进入，为现代农业带来了先进的要素,形成了与工业、市场直接对接的平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关键问题在于，龙头企业以什么方式和机制进入农业。与许多工商企业不同的是，华山公司不是简单地租赁一片土地独自经营，让农民仅仅作为自已的雇工，而是着力于与农户、合作社形成一种“经营共同体”——充分发挥不同经营主体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分工合作，融为一体，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减少了矛盾，形成了最佳效益。与各类经营主体单打独斗相比，它更具有“整体”的力量。其中，反租倒包的农户在规模上接近家庭农场，但又不是独立经营的家庭农场，它与整个统一经营体系融为一体，成本、风险大大降低、收益明显提高。龙头企业则由于将直接生产包给了农户，将社会化服务交给了合作社，专业分工降低了管理难度，提高了效率。合作社由于“内在”于体系中，也降低了交易成本，既能给农户更多的实惠，又使自身有了稳定发展的空间。这种“经营联合体”显然更能体现“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趋势和要求，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活力，应当成为我们积极倡导的重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