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秀萍

　　1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果园村，距离天安门仅仅3.5公里，北京人称之为“天安门前第一村”——这美誉的确名副其实：果园村不仅开创过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多项“第一”，而且获评“首都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幸福村”等等荣誉称号。

　　这个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失去耕地的行政村，村民并未因失地进城遭遇尴尬，反而成功转制，并不断转型，带火了北京南城大红门商圈。2011年，全村总收入12.48亿元，创生产总值4.18亿元；上缴税金2.27亿元，税后纯收入2.32亿元；人均收入42806元，劳均收入64122元。

　　果园村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天时地利，最重要的却是人的因素。北京乐清商会常务副会长王吉雷说：果园村有个“很厉害的人，比浙江人都厉害”。这个人就是果园村党委书记陈重才。

　　对土地与农民关系的深刻认知，让陈重才顶住压力带领果园村民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随后的实践证明，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失地农民照样可以主宰自身，成为命运的主人。

　　2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城市发展，南苑的一些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转居、转工，转为城镇户口，由当地国有企业消化吸收。但是，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进城转工只能从事低端蓝领工种，充当廉价劳动力。

　　现实刺痛了陈重才。当市里开建西罗园住宅小区时，果园村人一半的土地也被征用。这位自称看见土地比看见爹妈还亲的朴实汉子带领村民开始了果园村的创业传奇。

　　当时的中国，包产到户全面铺开，农村纷纷将集体资产分解到各家各户。然而，果园村人却顶住上下各方压力，拒绝了瓜分集体资产。

　　没有分家的果园村人，决定学习南方经验建大酒店，既为失地农民营造可靠饭碗，也好升级换代现有旅馆业。1984年11月，北京市第一家完全由农民投资施工的酒店京华饭店竣工，营业后安置了100名村民就业，1986年更升级改造成为北京第一批涉外定点饭店和二星级饭店，为果园村带来滚滚财源，也为果园村人积累了发展现代商业企业的经验。

　　有别于后来的“主动上楼”时代，这一时期的果园人，尚处于被动城市化阶段。当时除了建饭店，搞建筑，果园人还办猪场，挖鱼塘，大兴工业企业和服务产业。到了1994年，全村经济收入超亿元，一跃成为南苑乡的先进村。

　　1990年，陈重才成为南苑乡党委书记第一人选。陈重才出人意料提出：不当国家干部，保留农民身份，兼任果园村党总支书记。果园村随之率先在北京完成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造。

　　3

　　果园村的实践，让陈重才意识到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城市化进程中村务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重点是要令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的好处，令农民带着资产进城，成长为适应城市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

　　1992年，去深圳参观学习的陈重才见识了股份制这一新生事物。他带着合同样本回到果园村，开始琢磨如何利用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保护农民根本利益。

　　股份合作制改革在操作层面，关键是如何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评估资产，如何在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基础上量化资产。

　　果园村当时由村民代表和财务人员共同组成清产核资小组，彻查集体债权、债务和各类资产，又一一核实各个时段、各生产队资产，然后聘请专业机构开展评估，再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确认评估结果。

　　进入量化资产阶段后，果园村采取个人登记与组织审查、张榜公布三结合，核实每位村民个体在本集体经济组织里参加劳动的年限和户籍所在地，以户籍依据量化基本股，以农龄依据量化劳龄股。

　　1995年10月，果园村从村集体1.18亿元净资产中拿出3722万元，依照劳动工龄分给村民，村民有权继承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有偿转让个人劳动贡献股。同时，股份合作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鑫福海工贸集团宣告成立。正是这一创举，后来影响了北京南城大红门地区的经济格局。果园村也成为北京市撤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农村资产处置政策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先驱。

　　如今的陈重才，特别满意当时处理好了3种关系：在现有村民与已转居转工人员的关系上，重点维护转居转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用分段计算方法，确定不同历史时期劳动贡献对应的资产量化分值，处理好新老村民的利益关系；承认净资产存量差异和土地存量差异，处理好各生产队之间的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