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

    湖北天门市人，教授，博士，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系主任，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流通产业理论与实践。

    主持人：本报记者 袁赛男

    嘉宾：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系主任 洪涛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农副产品市场不时出现价格大幅波动的现象。面对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农产品流通体系不畅是否真的是价格上涨的“幕后推手”？特大型城市在农产品供应以及流通上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农超对接”是否是优化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唯一模式？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农产品流通领域也备受关注。

    今天，我们特邀请洪涛教授走进本期的对话栏目，就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现象以及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立等问题进行探讨。

    主持人：近年来，农产品涨价潮背后的风险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而价格上涨主要是蔬菜价格的上涨，这种现象尤其是在一些特大型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您能给我们谈谈像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在蔬菜消费上面临着哪些巨大挑战？

    洪涛：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这几个特大型城市在蔬菜消费上面临着以下几个共同的挑战。

    一是特大型城市的蔬菜需求巨大。一般而言，特大型城市都面临着巨大的资源性挑战，因此，消费品自给率一般较低，甚至农业产业在GDP总额所占的比例仅有1%甚至等于零。这样的话，这些特大型城市其蔬菜占有率也比较低，主要依赖外省市的蔬菜供给。

    二是特大型城市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以北京为例，2002年至2010年北京市蔬菜播种面积逐年递减。由2002年的12.2万公顷下降到2010年的6.75万公顷，下降幅度达到44.7%，至今除2007年外，均未超过70000公顷。

    三是特大型城市自给量大幅度减少。随着北京市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减少，北京市自产蔬菜的数量越来越有限，更多地依赖外埠供给，自产蔬菜由2002年的545.6万吨跌至2011年的296.9万吨，下降幅度达到45.6%。总体而言，从市场供应层面角度分析，北京市蔬菜的自给水平基本稳定在11%左右，水平较低。

    四是特大型城市消费量大幅度增加。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有着一般城市所没有的蔬菜消费量，如2011年北京有居民2018.6万人，有全国各地游客2.1亿人次，有境外游客520.4万人，有外国商务人员5万人。这么巨大的人流量带来巨大的蔬菜消费量，因此，北京80%~90%以上的蔬菜来自于周边区域或者长途跋涉于海南、新疆，甚至国外。

    五是特大型城市“最后一公里”成本上升。许多特大型城市都将蔬菜批发市场建设在郊区，而城市内部都有严格的交通管制，因此，从郊区进入城区后，许多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主要是制度性物流成本上升，还有店铺管理费用、以及人工成本、摊位成本、经营过程中的管理费及其税收等等，于是使得城郊蔬菜批发市场的价格与城市零售终端蔬菜价格相差10多倍，这被称为“一公里”现象。

    主持人：近年来，主粮、杂粮、蔬菜、食用油等接二连三地涨价，那么，您认为，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洪涛：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但农产品价格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产品的制度成本较高，占到了成本中的70~80%。如较高的路桥费使长途远销的农产品成本提高，较高的罚款使农产品成本提高。虽然现在设立了绿色通道，但这是限制品种的，除了白菜、大豆等，其他农产品还是要收过桥费的。

    第二个是流通成本。科学技术水平导致现有的物配过程当中成本比较高，但成本高又不仅仅是环节成本，还有网点不均、物配效益不高等成本，这个占到成本中的10~20%左右。现在普遍把制度成本与流通成本混为一谈，认为物价高应该降低流通成本，这是不对的。

    第三个是农民生产成本在逐步增长。土地不断减少，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的价格都在增加，这些都是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因素。有人专门计算过，白菜、萝卜、土豆，即使一分钱都不要，拿到北京来卖，也是要5、6毛一斤，这不不包括农业科技投入、水、电、油等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