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劳动力。农民有权利进城打工，却没有权利落户。还有好多地方，以土地换户口，以土地换保障。本来应该享受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现却还要以土地来换。这不公平。这样，农民进城只能打工。有专家作个预算，一个农民变市民成本要10~12万。所以说，当前中国在二元制度安排下，谁都愿意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享受要素流动所带来的红利，却不愿意来承担农民进城、或是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或者想把成本压的最低，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谁来承担城市化农民进城的成本？这是我国二元体制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城乡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差距大。我认为现在的土地制度受到了二元制度的阻碍，甚至社会保障，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向城市去倾斜，农民享受不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在公共服务上，城乡差距很大。我认为这些障碍都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是体制障碍，二元体制障碍，需要破除。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发展快，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有，但发展慢。乡、镇、行政村在改善，但自然村改善的并不多。可以说，现在是城市在锦上添花，农村还在雪中送炭，而且雪中送炭的还不够。因此，城市化的成果要向农村延伸，基础设施要加快。

    总而言之，当前是改革的最好时期，也是矛盾已积累到不解决不行的时期。以前是城乡远距离割裂，现在是城市中近距离的对立。也就是说，以前城市享受的福利农民看不到。现在城镇化半拉子工程，1.53亿农民在城里，看到城里人住高楼大厦、开着小车，享受着优质的福利。同样的蓝天下，为什么你我不一样？这就是压力，也是挑战，逼着体制进行改革。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维权意识，能上网，根本就不想回农村，但是城市人对农民的天然歧视，又是农民进城的心理障碍。

    主持人：刚才您给我们谈了当前我国“三农”的发展存在以上三大隐患，那么，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应对这些挑战，消除这些隐患？

    马晓河：要应对这些挑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个方面，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央提出“三化同步”是正确的。在这个三个化中，短板就是农业现代化。对此，一是要更加重视农业现代化；二是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培训都是政府要做的。

    第二个方面，要重视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在城市化的人口占到50%以上以后，我们就需要更加重视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公共服务差距，把农村建的跟城市一样好。新农村建设的标准要先有，然后标准要逐步提高，养老、看病，教育都要跟上去，也就是软硬都要加强。

    第三个方面，要以加快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农民市民化。一个是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要改成一元户籍登记制度，通过剥除福利，逐步分阶段最终让农民享受跟城里人同等权利。

    第四个方面，要加快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让农民有权利参与市场交易。农民的集体土地能不能不变更为国有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下一步，金融体制加快改革、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要加快乡镇银行小贷的步伐。一是主发起银行不应该光是国有银行，能不能民营银行也进入；二是民间金融要阳光化、规划化、科学监督。金融机构多元化，大的对大的，小的对小的，要合理安排。总的来说，要素改革主要是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要改革。

    主持人：“重中之重”战略已经提出近十年了，您如何评价这一战略的实施情况？要进一步实施好这一战略，是否应有针对所有部门相应的政策、目标和政绩考核约束？

    马晓河：把“三农”作为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对的，还要继续坚持，要放在更高的角度来看。今后，要从强国富民、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种角度来看“三农”。

    因为，今天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要强国富民，难点、重点仍然是农民。农民不进城，农民不变成市民，城市化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知道，高收入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65%的人口是城市人，也就是要城市化。标准之二就是中等收入占60%，这就要求绝大部分农民要达到中等收入。一般发达国家是75%，差点的国家也是在65%。中国要达到这个标准，现在的农民收入还不行。标准之三就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发达国家都是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农业不进入现代化肯定不行。因为农业是基础，农业不现代化，中国发展的基础不牢。中国的农业是分散的、小农的，属于东亚小农特点，要现代化很难。这是中国农业的特点。因此，农业的现代化必须靠政府来推动。总的来说，现在的“三农”靠政策只能维持，靠改革才能前进。这个改革要顶层设计，因为上层建筑不改革，体制改革就推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