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

    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博士。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市委、安徽省政府顾问。主要著作有《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工业化战略选择》、《21世纪中国粮食问题》、《我国农村税费政策研究》《结构转换与农业发展》等。

    主持人：本报记者 徐恒杰 袁赛

    男嘉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晓河

    中央对今年“三农”工作的要求是稳中求进、好上加好。那么，如何在连续8年增产增收的高基数上继续前行？农产品供给和市场价格如何在多种影响因素叠加交织的高变数中保持稳定？农业农村发展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的高要求下延续向好势头稳步求进？这都是今年“三农”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为了更好地深入分析“三农”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邀请“三农”问题专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博士走入本期对话，探讨如何准确把握“三农”发展中的相关重大问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近年来，随着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后劲十足，请问您认为目前我国“三农”的发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期？

    马晓河：首先从总的方面来看：第一，是农产品供给最丰富的时期。在粮食八年增的前提下，农产品供给形势很好，市场供给丰富，这对抑制通货膨胀、保障粮食安全、保障人民的生活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是农民收入达到最好的时期。这几年人们的收入非常快，连续八年增幅在6%以上，八年快。这其中的一个特点是，2010、2012年在缩小差距3.32~3.21。这在当前城区在地区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第三，是农民非农化，进城打工体制障碍弱化的时期。进城打工体制障碍不断弱化，农民进城打工的就多了，城镇化步伐就加快了，有利于农民变市民。

    第四，是在强农、惠农政策下，农村公共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进展的时期。可以说，农民的变化、农民对政府的认同前所未有。一是新农合标准不断提高。今年增到每人每年240元。二是农民养老全覆盖。原来计划全覆盖是2012年完成，现在2011年就基本完成了。三是农民低保生活标准提高。这些都是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这些变化都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变化既有党的政策的增强，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

    主持人：在看到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下，现在我国“三农”问题所面临的隐忧或者挑战在哪些方面？

    马晓河：在我看来，存在三个方面的忧患：

    首先，在资源瓶颈下，在土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农产品增产空间在减少，特别是主要农产品增产空间要减少。一是在城市化加速，水、土地、资源被挤压下，农产品增收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在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农民的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很难提高。三是虽然这些年的农业基础设施在改善，但是农民靠天吃饭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四是在稀缺要素大量向外流失时，农业的现代要素投入不足。

    其次，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破除，依然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体制障碍。这些年农村改革上有进展，公共福利上有进展，但是影响农民进城的土地制度、金融制度、人口流动制度没有破除，最根本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的破除。这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是农村的土地虽然是集体的，但是都必须变国有的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才能进城。

    二是因为历史原因，农民资金获取也是二元制度。城里包括外资都可以进城，办一些金融机构。而现在农村，第一，政策性银行缺位。农业开发银行是针对企业的，农业银行也是支持农业方面的企事业单位的，信用社是对农民的，但这两年也都进城了。第二，商业性银行退位。几大银行都从农村退走了。第三、民间金融不到位，农民获取资金的权利比国有企业、比城市还是不同的，尽管国家推出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合作社，但是由于政策体制的制约，现在进展很慢。很多农村现在还没有金融机构。

    三是劳动力。农民有权利进城打工，却没有权利落户。还有好多地方，以土地换户口，以土地换保障。本来应该享受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现却还要以土地来换。这不公平。这样，农民进城只能打工。有专家作个预算，一个农民变市民成本要10~12万。所以说，当前中国在二元制度安排下，谁都愿意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享受要素流动所带来的红利，却不愿意来承担农民进城、或是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或者想把成本压的最低，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谁来承担城市化农民进城的成本？这是我国二元体制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城乡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差距大。我认为现在的土地制度受到了二元制度的阻碍，甚至社会保障，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向城市去倾斜，农民享受不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在公共服务上，城乡差距很大。我认为这些障碍都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是体制障碍，二元体制障碍，需要破除。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发展快，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有，但发展慢。乡、镇、行政村在改善，但自然村改善的并不多。可以说，现在是城市在锦上添花，农村还在雪中送炭，而且雪中送炭的还不够。因此，城市化的成果要向农村延伸，基础设施要加快。

    总而言之，当前是改革的最好时期，也是矛盾已积累到不解决不行的时期。以前是城乡远距离割裂，现在是城市中近距离的对立。也就是说，以前城市享受的福利农民看不到。现在城镇化半拉子工程，1.53亿农民在城里，看到城里人住高楼大厦、开着小车，享受着优质的福利。同样的蓝天下，为什么你我不一样？这就是压力，也是挑战，逼着体制进行改革。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维权意识，能上网，根本就不想回农村，但是城市人对农民的天然歧视，又是农民进城的心理障碍。

    主持人：刚才您给我们谈了当前我国“三农”的发展存在以上三大隐患，那么，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应对这些挑战，消除这些隐患？

    马晓河：要应对这些挑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个方面，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央提出“三化同步”是正确的。在这个三个化中，短板就是农业现代化。对此，一是要更加重视农业现代化；二是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科技进步、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培训都是政府要做的。

    第二个方面，要重视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在城市化的人口占到50%以上以后，我们就需要更加重视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公共服务差距，把农村建的跟城市一样好。新农村建设的标准要先有，然后标准要逐步提高，养老、看病，教育都要跟上去，也就是软硬都要加强。

    第三个方面，要以加快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农民市民化。一个是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要改成一元户籍登记制度，通过剥除福利，逐步分阶段最终让农民享受跟城里人同等权利。

    第四个方面，要加快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让农民有权利参与市场交易。农民的集体土地能不能不变更为国有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下一步，金融体制加快改革、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要加快乡镇银行小贷的步伐。一是主发起银行不应该光是国有银行，能不能民营银行也进入；二是民间金融要阳光化、规划化、科学监督。金融机构多元化，大的对大的，小的对小的，要合理安排。总的来说，要素改革主要是土地制度和金融制度要改革。

    主持人：“重中之重”战略已经提出近十年了，您如何评价这一战略的实施情况？要进一步实施好这一战略，是否应有针对所有部门相应的政策、目标和政绩考核约束？

    马晓河：把“三农”作为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对的，还要继续坚持，要放在更高的角度来看。今后，要从强国富民、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种角度来看“三农”。

    因为，今天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要强国富民，难点、重点仍然是农民。农民不进城，农民不变成市民，城市化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知道，高收入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65%的人口是城市人，也就是要城市化。标准之二就是中等收入占60%，这就要求绝大部分农民要达到中等收入。一般发达国家是75%，差点的国家也是在65%。中国要达到这个标准，现在的农民收入还不行。标准之三就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发达国家都是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农业不进入现代化肯定不行。因为农业是基础，农业不现代化，中国发展的基础不牢。中国的农业是分散的、小农的，属于东亚小农特点，要现代化很难。这是中国农业的特点。因此，农业的现代化必须靠政府来推动。总的来说，现在的“三农”靠政策只能维持，靠改革才能前进。这个改革要顶层设计，因为上层建筑不改革，体制改革就推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