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古代读书人除了拥有豪情壮志的气节外，更多以文弱的形象示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却时时喊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宣言，然而本来“水火不同炉”的书生与商人的结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得以实现，最终形成了“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的独特商业伦理。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困难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另一方面，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因此，徽州商人大多数都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他们虽然富裕，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的哲学。

    爱读书的贾人

    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学派，徽州自古以新安称，而理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尤为深，世称“新安理学”。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徽州篁墩，故称其为“程朱阙里”。朱熹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新安理学在徽州持续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其中的诚、信等道德原则对徽商及民俗的影响更为突出。

    “贾而好儒”成徽商的一个显著特点。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据说，明代有个徽商叫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诚信为本的徽商

    朱熹曾经将《大学》“诚意”一章的注释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真心实意才能言行一致、才能出于善而又归于善，而这是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而被孔孟视为立身之本、五伦之一的“信”，新安理学家则把它与忠、诚、义相提并论，视作为人之道，说“人道惟在忠信……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在朱熹看来，信的本义就是践行承诺，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可应用资源。

    新安理学尚理、重诚信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徽州民风、淳化了徽州民俗。徽州商人也以其“信义服人”，使“营谋渐裕”。由于徽商“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新安休宁名族志》）至明清，甚至发展到“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一时间，徽商遍四方，贸易海内外。据史料记载，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中，徽商常占其四；乾隆时，从事盐业的徽商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其中江春做两淮总商前后竟达40多年，他多次率众商捐资助赈、助饷，其善举为民称颂，也得到了当朝者的肯定。徽商经营的范围较广，包括粮食、布匹、食盐、茶叶、木材、竹器、墨砚、典当等；但不论经营什么，他们无不以诚信待人、以优质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