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

    1957年8月生，1993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议组成员、国家质检总局人力资源中心顾问，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

    主持人：本报记者 袁赛

    男嘉宾：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差异大的现状客观存在，“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

    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三农”问题出路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破解？

    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走入我们的对话栏目，就如何破解“三农”困局进行探讨。

    主持人：党和政府一直都在强调“三农”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是重中之重。那请您谈谈，“三农”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整个改革进程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嘉宾：中国改革的前提或者说关键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就会持续拉大，甚至陷入“拉美陷阱”或“印度困局”。“拉美陷阱”是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严重，过度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解决其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印度困局”是说，印度农业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去阻止富裕农场主进城的脚步。有人提出，通过政策来提升农产品价格，从而让农民们更能获利，进而增强农村的吸引力。可这样做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让城市的居民难以接受。我想，“拉美陷阱”、“印度困局”应当成为我们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前车之鉴。“三农”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造成大批的失地农民，造成大批没有现代技能的农民，也会造成大批没有现代观念的农民。这会严重制约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影响现代化的实效，进而危及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主持人：您刚才把“三农”问题放在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来考量。那么，如果我们把破解“三农”困局看做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的话，我们现在又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来突破这个困境呢？有人提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一些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来推进农业的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嘉宾：解决“三农”困局，我个人认为，仅靠政策的力量是不够的。出台一项两项的扶持政策，有点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想看，今天出台一个“三农”补贴政策，明天制定一个加强补贴规定，后天再出台一个农机补贴政策，这样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么，显然不行！依靠政策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了！农业、农民、农村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只有寄希望于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形式来实现“三农”困局的突破，要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内，特别是“十二五”期间，通过制度变迁、整体改革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来实现整个城镇化顺利推进！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农民的转移问题，事实上，农民进城会受到很多限制。那么，如何从制度的角度，促进农民的城市化流动呢？

    嘉宾：“让人动起来”应该是从制度层面破解“三农”问题的第一步。换句话说，要在全国普遍推行居民制度，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再让户口成为农民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转移的障碍。我们户籍制度如果改变，会让农民的生存发展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可能摆脱土地，成为城市人、现代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具备了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民制度的条件。最根本的条件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达到了。十三亿人口，身份证、医疗证等等都可以放到一卡通里面。居民制度实行之后，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就可以在当地户籍处备案，还可以变为那个地方居民。居民制度的实行，可以极大地提升社会福利的均衡度，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均衡享有国家发展成果。从制度上使农民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