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

    1957年8月生，1993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议组成员、国家质检总局人力资源中心顾问，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人力资源开发。

    主持人：本报记者 袁赛

    男嘉宾：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差异大的现状客观存在，“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

    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三农”问题出路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破解？

    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走入我们的对话栏目，就如何破解“三农”困局进行探讨。

    主持人：党和政府一直都在强调“三农”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是重中之重。那请您谈谈，“三农”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整个改革进程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嘉宾：中国改革的前提或者说关键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就会持续拉大，甚至陷入“拉美陷阱”或“印度困局”。“拉美陷阱”是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严重，过度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解决其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印度困局”是说，印度农业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去阻止富裕农场主进城的脚步。有人提出，通过政策来提升农产品价格，从而让农民们更能获利，进而增强农村的吸引力。可这样做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让城市的居民难以接受。我想，“拉美陷阱”、“印度困局”应当成为我们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前车之鉴。“三农”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造成大批的失地农民，造成大批没有现代技能的农民，也会造成大批没有现代观念的农民。这会严重制约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影响现代化的实效，进而危及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主持人：您刚才把“三农”问题放在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来考量。那么，如果我们把破解“三农”困局看做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的话，我们现在又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来突破这个困境呢？有人提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一些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来推进农业的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嘉宾：解决“三农”困局，我个人认为，仅靠政策的力量是不够的。出台一项两项的扶持政策，有点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想看，今天出台一个“三农”补贴政策，明天制定一个加强补贴规定，后天再出台一个农机补贴政策，这样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么，显然不行！依靠政策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了！农业、农民、农村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只有寄希望于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形式来实现“三农”困局的突破，要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内，特别是“十二五”期间，通过制度变迁、整体改革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来实现整个城镇化顺利推进！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农民的转移问题，事实上，农民进城会受到很多限制。那么，如何从制度的角度，促进农民的城市化流动呢？

    嘉宾：“让人动起来”应该是从制度层面破解“三农”问题的第一步。换句话说，要在全国普遍推行居民制度，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再让户口成为农民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转移的障碍。我们户籍制度如果改变，会让农民的生存发展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可能摆脱土地，成为城市人、现代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具备了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民制度的条件。最根本的条件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达到了。十三亿人口，身份证、医疗证等等都可以放到一卡通里面。居民制度实行之后，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就可以在当地户籍处备案，还可以变为那个地方居民。居民制度的实行，可以极大地提升社会福利的均衡度，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均衡享有国家发展成果。从制度上使农民动起来。

    主持人：“让人动起来”这确实让人深受启发，那么，农民流动以后，地怎么办？

    嘉宾：可以说，“让人动起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让地转起来”，就是要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地票制度，地票制度可以用“土地国有、个人使用、使用权允许转让”来概括。实行地票制度后，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国家。通过土地置换，一方面可以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减少土地的浪费，可以减少权力对土地的侵占，把土地财富直接转让给农民，同时，也可以加大对国有土地的开发利用。“地票化”是农民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技术手段看，实行地票制度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我们在搞北斗网，卫星上空后，年底可以就覆盖全国。

    主持人：农民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出去，向城市转移，那么，城市该如何应对？会不会压力陡增？

    嘉宾：破解“三农”困局的“三部曲”，第三步就是要“让城自动建起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一个城市建立和发展是经济社会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规划的结果。如果一个城市还没有居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话，这个城市盖再多的房子，也没有人愿意待在那里。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的数量。

    这些年，我国城市化速度发展很快，但人口基本都是集聚在一些中心城市。受现有政策和规划的限制，一个经济发展很好的县很难变成一个市。例如，广东的不少城镇，加上外来人口的话，人口之多，财政收入之巨，完全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下放城市的审批权，由各级人大来研究制定标准。不管是发展大城市也好，还是要发展中等城市、小城市，都需要首先放开城市审批权，让那些具备有建城市条件的县、镇，转换为城市化管理模式。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是从制度入手解决好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三农”问题比较关注政策问题。但是，政策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而制度是稳定、长期的，也是最根本的。要摆脱“三农”困局，需要从制度层面来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