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文龙

    作为一个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6年蝉联全国省区第一的省份，浙江还需要扶贫吗？浙江还有贫可扶吗？浙江省扶贫办主任夏阿国说，扶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消除了绝对贫困，还要减缓相对贫困；减缓了区域性贫困，还要减缓阶层性贫困。相对贫困和阶层性贫困，处处有、时时有，扶贫是每个地方必须长期从事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正是由于对贫困问题持续深入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每5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每5年实施一个扶贫工程。

    围歼贫困

    众所周知，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稀缺，生存压力比其他省份都大。在浙江，按照当年划定的贫困线，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属于贫困人口。

    改革开放后，浙江一方面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进入了扶贫开发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扶贫，主要是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实施的是全省性的整体扶贫。通过扶贫，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迅速提高，贫困人口快速下降，贫困发生率很快降低了一半多。

    1986年，全国扶贫工作拉开帷幕。浙江开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扶贫道路，确定了以浙西南山区为重点的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浙西南的衢州、丽水等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就业无门，属于全省最贫困地区。通过这一阶段的重点突破，到1993年，浙江农村贫困发生率再次下降一半多。

    1994年，按照中央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部署，浙江以8个国家和省定贫困县为主要对象，在继续推进山区农业开发的同时，开始探索易地脱贫、异地开发的扶贫路子。同时，为了加快消除绝对贫困，1996年，浙江率先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为浙江消除贫困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7年，浙江宣布，8个贫困县提前3年摘帽。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

    贫困县摘帽了，还有贫困乡镇；贫困乡镇摘帽了，还有欠发达乡镇。2001到2007年，浙江先后开展了“百乡扶贫攻坚计划”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摘掉了101个贫困乡镇的帽子，扶持了361个欠发达乡镇的发展。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乡镇的省份。

    紧接着，浙江一竿子插到底，将扶贫目标直接瞄准了农户。2008年初，省里动员全省10多万干部进村入户、调查摸底，确定了2007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500元的111万户（271万人）的低收入农户。由此，浙江开始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计划在2008年至2012年5年时间内，70%的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每户至少有一个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或从事产业化经营的特色农业。

    贫困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但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浙江将贫困问题作为政治问题，用围歼的办法加以解决。30年来，浙江扶贫从着眼全省到聚焦浙西南山区，从消除贫困县到消除贫困乡镇，重心逐步下移、工作逐步深入；而从扶持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到扶持低收入农户奔小康，重心下移到底、工作拓展到边、目光放到全局和长远，实现了由消除绝对贫困到减缓相对贫困的跨越，由减缓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到减缓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并举的跨越。

    2011年起，浙江又回过头来，对全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生态保护最繁重、地理位置最偏远的12个重点欠发达县，实施为期3年的特别扶持政策，其中6县每年每县安排2亿元扶持资金，另6县每年每县安排8000万元扶持资金，扶持重点欠发达县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增强内生功能。

    融入工业化、城市化

    有人认为，扶贫十分简单，只要给钱就行。浙江财政有的是钱，还怕做不好工作？但浙江认为，扶贫是门学问，不仅要有宏观思路，还要有方法和技巧。

    2010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前往浙江考察扶贫工作，他让陪同考察的省扶贫办副主任邵峰用一句话概括浙江扶贫的特点。邵峰不假思索地回答：将扶贫工作融入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旋律，扶贫工作只有融入主旋律，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浙江正是因为正确把握了扶贫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确定了农民培训就业、人口迁移集聚这一主线，最终才打开了扶贫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