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积极引导下，绍兴农业走上了“外拓发展”的道路。他们有的到东北种粮，有的到西北养鱼，有的出国发展。去年底统计，绍兴全市共有194个农业企业及种养大户在市外20多个省市建立基地848万亩，其中，承包经营基地面积546万亩，合作经营基地面积21万亩，订单收购基地面积281万亩，相当于两个绍兴的耕地面积。

    绍兴市副市长冯建荣认为，实施农业“外拓发展”，是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农业的实践，按照市场原则，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新的配置。

    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基础作用，通过“两区”建设和“外拓发展”并举，对生产要素进行了重组和整合，浙江农业摆脱了千家万户的传统小农生产，逐步走上了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的现代农业之路。

    从“鼓励农民闯市场”到“为农民系上安全带”

    ——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浙江创新

    浙江智慧再次发力，迅速建立起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三位一体”为主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浙江现代农业被推上了脉动的前哨

    市场化是浙江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占据市场先导优势的浙江，却无法回避双层经营体制所造成的困境：如何将千家万户组织在一起对抗千变万化大市场，成为浙江必须破解的一个命题。

    无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因为客观条件制约，浙江的农业企业大多规模较小、实力较弱，浙江的合作社目前所发挥的带动作用尚不理想。截至目前，浙江农业生产的主体仍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主。家庭联产承包后，原有的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服务体系逐渐分化、瓦解，但农户对服务的需求却有增无减。

    花卉、苗木、茶叶、水产、食用菌、蔬菜等等，每一个特色产业的兴起，对每一个农民而言，无疑都是一本天书。更何况，市场千变万化，分散的农户根本无法应对，无法把握。

    纵观全球，美国、加拿大等以大农场发展为主的国家，农业服务由农业主体自身解决；日韩等以小农经营为主的国家，农业服务则由农会包办。浙江根据自身实际，作出判断：在积极培育新型生产主体的同时，必须直面浙江农业集中度较低的现实，采取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办法，逐步引导小农踏上现代农业之路。

    与一些兄弟省份相比，浙江的农业投入并不算大，但浙江的体制机制创新一直独领风骚。浙江认为，体制机制的创新有时候比资金投入更重要。

    2008年，浙江在全省范围作出部署,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给力现代农业发展。

    三年后，浙江在仙居召开现场会，进行回顾总结。

    仙居是浙江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县，90%是农民，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但生态环境很好。为此，仙居扬长避短，高度重视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粮食、蔬菜、畜禽、杨梅等特色主导产业。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生产如何管理，标准如何掌握，品质如何把控，检测如何实施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出现。仙居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提供统一的公共服务。

    很快，仙居出台了“县、乡、村、户”四级联动构架、“首席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乡土人才”制度、人员培训规划及县乡财政专项资金配套等政策，把原本各自为阵、结构松散的基层农技队伍按“三位一体”的要求重新整合。如今，仙居的乡镇大多建有综合服务中心，为各有所求的农户提供形形色色的服务。

    “三位一体”公共服务体系的确立，促进了仙居农业的转型升级，品牌农业、特色产业功能区建设、科技贡献率等综合实力得以全面提升，成为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匹黑马。

    仙居的历程，正是浙江开展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当一些省份还在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筹莫展的时候，浙江已构建了由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农技指导员、责任农技员组成的共18262名成员的新型农技队伍，由责任农技人员联村包户、履行“班主任职责”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模式也因此全面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