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蒋文龙

    在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命运轨迹截然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可能相交却难以相融。但今天，一个出生在大上海的城里人，因为命运的偶然来到农村，从此改变视角，与“三农”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33年来，他发表“三农”研究论文200多篇，专（译）著10部，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0项。他最早在国内提出“农民市民化”概念和政策主张，最早在两会上提出“暂停征收农业税”建议，他还在理论和立法层面，积极推动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条例》。

    他，就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

    魂牵梦绕“北大荒”

    1969年6月，在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年仅17岁的黄祖辉从繁华的上海大都市来到偏僻荒凉的北国边陲。黑龙江北安县引龙河国营农场良种场成了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里，黄祖辉留下了无数人生“第一次”的印记：第一次体验饥饿难耐，第一次感到精疲力尽，第一次觉得前途渺茫……面对一望无际的麦垄，手持镰刀，累得直不起腰的黄祖辉，不得不思索：如何才能既省力，又让自己快点完成任务。中国的“三农”问题，就这样无可回避地进入黄祖辉的视野。

    在“北大荒”农场，黄祖辉一呆就是9年。1978年，黄祖辉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的理论学习。厚重的农村生活积淀与扎实的农经理论相互融合，促成了一个农经学家的诞生。

    2008年，黄祖辉出版了《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这一年，是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也是他从事“三农”研究30周年。手捧油墨未干的专著，黄祖辉蓦然发现，当一个人的目标、追求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契合的时候，所有的付出都闪耀着神圣的意义。

    不畏浮云遮望眼

    “三农”研究不像有些研究那样风光无限，引人瞩目。但黄祖辉不仅甘于寂寞，而且自始至终以他的勇气和胆魄维护着一个学者的形象。

    2004年6月的一天，浙江某厅局召开一个规划论证会，专家、学者、官员云集。在这里，记者第一次见到黄祖辉。按照惯例，这种场合，大家即使提意见和建议，也是小心翼翼，委婉表述。岂料轮到黄祖辉，直截了当就是一顿炮轰。论证会组织者大为不满，跟记者咬耳朵：真是的，这家伙真不识相，给了评审费还狠批，以后不请他了！

    在黄祖辉看来，学者是社会的良知所在，不论在何时何地，不论面对何种情况，学者都应排除干扰，坚持真理。“如果人人只是唱赞歌，就没必要开论证会；如果提不出真知灼见，专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黄祖辉说。

    改革开放伊始，浙江的粮食发展战略是“完全自给”，但黄祖辉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业生产结构必然变化，浙江应未雨绸缪，及时调整粮食发展战略，从“完全自给”到“基本自给，大进大出”。1985年，黄祖辉撰写了《关于浙江粮食发展战略的探讨》，在《浙江经济研究》刊发，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重重责难也随之而来，黄祖辉被戴上“不重视粮食生产”的帽子，受到批评。20年过去了，黄祖辉的观点最终被认可，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试点省份。

    1989年，黄祖辉撰写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研究》，在《经济研究》上刊发。论文所针对的背景是：家庭承包后，浙江农村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农业劳动力实现“三就地”转移。但黄祖辉认为，农村工业化应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基于此，他在国内第一个提出进城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概念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当时，这些观点和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此后，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明确提出，这一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共识。2007年，黄祖辉的这一成果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审中，荣获“突出学术贡献奖”。

    一个学者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敢于挑战陈规，更在于能够敏锐地察觉到社会问题。1992年，黄祖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文。论文指出：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问题上，资本积累和内涵创新所发挥的作用大有不同。当前，乡镇企业主要依靠外延发展，即量的扩张，而不是通过内涵提升，如内部挖潜、技术创新等吸纳农业劳动力。因此，应该及时从资本积累转向内涵提升。20年后的今天，正是在黄祖辉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呼吁推动下，转型升级终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