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地摸清了农村的“家底”，明晰了产权，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资产的初始化登记工作。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农民开始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而这种行为，又将带动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

　　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农民愿意、也敢于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入了。

　　“这次确权，长久不变，老百姓吃了个‘定心丸’，谁那块地土质差，谁就自己想法子把土地改良一下，以后是他的，他舍得花本钱喽。”村民说。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分工的速度加剧，村里的农民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大规模接受流转土地，在规模效益的带动下，农业生产逐步专业化。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出租土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进一步解放出来。

　　确权后，鹤鸣村有一个陈姓村民流转了本村40多亩土地，进行蔬菜种植，后来改行种植花木。更多的年轻人则选择外出打工或者经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村庄，在成都、都江堰或者柳街镇购买了房屋，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城镇生活。村民告诉记者，这次的产权制度改革，让这些人在外生活得更加踏实了。

　　随着打工村民的增多，新的思想和观念开始传入村庄，人们对土地增值的预期和重视程度逐步增加。“年轻人对农业劳动不感兴趣，他愿意出去打工，但是他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余跃告诉记者，村里的年轻人更多地看到土地以后的增值空间，有的进行了流转，有的则种上了不费人工的苗木。

　　引来的老板不全是“凤凰”

　　“对农民来讲，集体建设用地、承包地，就是我们的资源。”刘文祥说，“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把老百姓自己的资源变成资本，解决老百姓的发展问题。”

　　确权颁证，让农村的土地、农业生产资金以及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了加速流动的基础。2008年10月13日，全国首个农村产权交易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只要土地权属明确，农民自愿转让，受让方具备农业投资、经营的能力，就可以进场交易。此后，成都很快在各个区（市）县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乡镇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

　　鹤鸣村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是由于村庄与市场对接的经验并不丰富，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村民告诉记者，确权颁证后，曾有两个老板来村里流转土地。其中一个经营得当，为流转土地的村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另外一个由于管理不善，承诺给老百姓的租金拿不出来，最后跑掉了。目前，都江堰正在试点推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在有意地培养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以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土地流转、老板下乡为村庄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也给村里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一些村民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工，除了获得土地出租“流转费”，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还能有些工资性的收入。

　　鹤鸣村村民习惯以大米为标准衡量土地的价值，目前一亩承包地一年的流转费用为八百到一千斤大米。但是由于一些更加偏远

　　的村庄流转费用更低，形成了竞争，也给村里的土地流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鹤鸣村土地划分细碎，也是影响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余跃告诉记者，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村里正准备开展土地整理，将小田整理成大田。但是他也表示，这项工作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目前，鹤鸣村每个村民小组都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村级成立了农业合作联社，作为集

　　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形成区分。“把平台建设好，让农民有办法‘奔’出来”，是当地政府的初衷。只是这些有益的探索要想真正启动并且发挥作用，还需要实践的历练。

　　村民自愿选择搬进楼房

　　鹤鸣村第一个集中居住点，是运用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的结果，新修建的房屋分西式和中式两种，高大的水杉和麻柳保存完好，水电气网以及健身器材齐全。目前，第二个集中安置点已经入住，根据村民的强烈要求，第三个集中安置点也已开建。

　　“没想到还能住楼房，烧液化气，以前都是烧稻谷的秆秆，做顿饭脑袋上都是灰。”说起新村生活，一位老婆婆兴奋地比划着。

　　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成都来说，不仅仅是给农民“还权赋能”，更是在寻找一种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