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苦，因为它正成为一个“问题” ——与《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面对面

　　□□本报记者张凤云

　　“迷失”于现代的村庄，被围困的乡村政治，深陷于现实危机的梁庄人……两个多月来，一个小小的村庄，作为乡土中国一枚鲜活的细胞，让我们看到了几十万村庄、亿万农民，正如何经历时代的变迁。这，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者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中国在梁庄》。近日，本报记者与梁鸿面对面，深入了解她眼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

　　记者：作为一名青年学者，你是如何想到把目光投向农村和那里的人们的？

　　梁鸿：写作的念头已有十来年了，真正决定要做是在2005年以后。要说缘由可能有几个层面。一是出于对自己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不满意。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学术生活被束之高阁，与现实失去了某种联系，我自己长期的研究方向是乡土文学和文化史研究，但对真正的乡土却似乎并不了解，这让我对自己的学术价值产生怀疑。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情景：故乡、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亲人们。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阻碍”和“病症”，这使我非常痛苦。我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生活、精神的痛与悲，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另外，在长期的文学研究中，我发现当代乡土文学恰恰缺失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现实的描述，很多作品中的乡村是一个抽象的乡村，完全结构化和虚构化。

　　我一直认为，回归大地是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但是否真正落实为行动却不一定。这次回乡的调查行动，实际上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考验，看自己能否真正做到从精神到行动的突破，把学术落实到现实。

　　记者：回到家乡，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又是如何看待家乡日新月异的变迁？

　　梁鸿：最显著变化就是乡村道路。道路不断增多、拓宽，大大缩短了村庄之间、村镇之间的距离。高速公路横贯梁庄，仿佛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门口。然而真正走近，就会发现，对于村庄而言，这种现代化依然遥远。

　　童年、少年时代的村庄中心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沿着高速公路排列着的新房，很多都由生了锈的“铁将军”把守着。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化的新房，这是一个村庄吗？我当时内心是很矛盾的。我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构建了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

　　有了新房，村里的室内装修也开始兴起了。在村民的房子里，能够看到欧式的装修风格，劣等的材质，粗劣的做工，杂乱摆放着的小凳子、破竹椅，十九英寸的旧电视，还有一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你可能觉得很滑稽。这就是城市化的外观与乡村式的思维构成的错位感的真实体现。在这里，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的思维并不是同步进行的。

　　从经济层面看，现在的乡村盖了新楼，道路畅通，吃穿不愁，的确有一定发展。但实际内里千疮百孔，比如教育、生态环境、老人赡养、夫妻感情等问题，都处于困顿的状态，而这些往往是被政策决策者所忽略的。

　　记者：在日渐寂寞的村庄里，留守在家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以及拥挤在城市角落、为生存而拼搏的打工者，又给你哪些感触？

　　梁鸿：房子越盖越多，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和屋檐下的都是一些衰弱的老人、寂寥无助的妇女和不谙世事的孩子，这就是梁庄给人的感觉。

　　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儿童犯罪率上升，厌学等问题开始变得严重。曾经辉煌一时的梁庄小学的关闭似乎就是一种暗示。教学楼破旧不堪，成了养猪的最佳场所。而校门口“梁庄小学，教书育人”的标语则被好事者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一笑过后，五味陈杂，日渐没落的不单单是农村教育，还有这里的人们日渐向上的那股精神。

　　“大家都各自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村里的人这么说。而那些上了大学却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城市边缘挣扎的梁庄读书人，则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们的“新读书无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