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凤云
“迷失”于现代的村庄,被围困的乡村政治,深陷于现实危机的梁庄人……两个多月来,一个小小的村庄,作为乡土中国一枚鲜活的细胞,让我们看到了几十万村庄、亿万农民,正如何经历时代的变迁。这,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者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中国在梁庄》。近日,本报记者与梁鸿面对面,深入了解她眼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
记者:作为一名青年学者,你是如何想到把目光投向农村和那里的人们的?
梁鸿:写作的念头已有十来年了,真正决定要做是在2005年以后。要说缘由可能有几个层面。一是出于对自己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不满意。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学术生活被束之高阁,与现实失去了某种联系,我自己长期的研究方向是乡土文学和文化史研究,但对真正的乡土却似乎并不了解,这让我对自己的学术价值产生怀疑。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情景:故乡、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亲人们。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阻碍”和“病症”,这使我非常痛苦。我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生活、精神的痛与悲,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另外,在长期的文学研究中,我发现当代乡土文学恰恰缺失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现实的描述,很多作品中的乡村是一个抽象的乡村,完全结构化和虚构化。
我一直认为,回归大地是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但是否真正落实为行动却不一定。这次回乡的调查行动,实际上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考验,看自己能否真正做到从精神到行动的突破,把学术落实到现实。
记者:回到家乡,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又是如何看待家乡日新月异的变迁?
梁鸿:最显著变化就是乡村道路。道路不断增多、拓宽,大大缩短了村庄之间、村镇之间的距离。高速公路横贯梁庄,仿佛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门口。然而真正走近,就会发现,对于村庄而言,这种现代化依然遥远。
童年、少年时代的村庄中心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沿着高速公路排列着的新房,很多都由生了锈的“铁将军”把守着。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化的新房,这是一个村庄吗?我当时内心是很矛盾的。我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构建了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
有了新房,村里的室内装修也开始兴起了。在村民的房子里,能够看到欧式的装修风格,劣等的材质,粗劣的做工,杂乱摆放着的小凳子、破竹椅,十九英寸的旧电视,还有一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你可能觉得很滑稽。这就是城市化的外观与乡村式的思维构成的错位感的真实体现。在这里,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的思维并不是同步进行的。
从经济层面看,现在的乡村盖了新楼,道路畅通,吃穿不愁,的确有一定发展。但实际内里千疮百孔,比如教育、生态环境、老人赡养、夫妻感情等问题,都处于困顿的状态,而这些往往是被政策决策者所忽略的。
记者:在日渐寂寞的村庄里,留守在家的老人、孩子和妇女,以及拥挤在城市角落、为生存而拼搏的打工者,又给你哪些感触?
梁鸿:房子越盖越多,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和屋檐下的都是一些衰弱的老人、寂寥无助的妇女和不谙世事的孩子,这就是梁庄给人的感觉。
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儿童犯罪率上升,厌学等问题开始变得严重。曾经辉煌一时的梁庄小学的关闭似乎就是一种暗示。教学楼破旧不堪,成了养猪的最佳场所。而校门口“梁庄小学,教书育人”的标语则被好事者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一笑过后,五味陈杂,日渐没落的不单单是农村教育,还有这里的人们日渐向上的那股精神。
“大家都各自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村里的人这么说。而那些上了大学却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城市边缘挣扎的梁庄读书人,则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们的“新读书无用论”。
“人去楼空”是梁庄日常生活的景象。与此同时,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第一代打工者还是愿意在村里盖房子,而年轻的打工者们,处境则更加尴尬。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工厂里刺鼻的气味,塑料高温车间里的眩晕和呕吐,以及年轻生命莫名其妙的死亡……这些漂泊在城市里的农民,似乎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对健康的威胁,以及对他们将来的生活将造成何等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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