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民负担这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何仁芽地位不高,权力不大,却一直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据初步统计,30多年来,何仁芽向国家部委上报的政策建议、调研材料、情况反映达50多万字,有10多项政策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成为了指导全国减负工作的政策举措。何仁芽一直在为减负尽责,一直在作着“减法”。
“当烈日晒得柏油路出油,还要拉着千多斤重的板车爬坡;当双抢时节,上面太阳晒,底下田水烫,中间还有稻飞虱咬脚……在农村最辛苦的时候,我就想,一旦有机会离开农村,我一定帮农民讲话。”在减负办主任这个位置上,何仁芽实际上是代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与部门利益维护者博弈,他始终坚持——
甘为农民鼓与呼
生活中的何仁芽,性情随和,平易近人,善待同事。但对公开挑衅减负政策的人和事,何仁芽都按照中央“八个禁止”和湖南省委“七个严禁”的要求,严守减负这根“高压线”不动摇,谁动就惩处谁。
2002年12月16日,益阳市某区香铺仑乡东塘坪村农民郭腊英因乡村干部到她家强抢稻谷而服毒身亡。何仁芽与省纪委的同志一道到该区调查此案,最后认定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涉负案件。按照中央规定,该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要负领导责任,但时任区委主要领导一时想不通,感到受委屈。何仁芽斩钉截铁地说道:“对发生涉负恶性案件的县(市区),要追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对党中央的决定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但在中央决定没有更改前,我们必须执行!”事后,这位领导自知自己态度出格,又是帮调查组调换招待所,又是赶到长沙托省委关键部门的领导出面说情,但何仁芽始终坚持按中央决定办事,决不动摇。
针对个别地方在落实种粮补贴政策时出现克扣、截留、抵扣粮补资金的情况,何仁芽会同省纠风办对岳阳、邵阳、衡阳等9个市州减负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多次抽查。并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认真整改,还将检查的情况报告给了省委、省政府。2008年8月,省委、省政府两个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给农民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湘办发电[2008]137号),对如何落实种粮农民补贴政策和落实对种粮农民补贴政策的领导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岳阳县一部分乡镇粮补资金被抵扣的问题,何仁芽四进岳阳县摸清情况后,提请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省政府领导根据何仁芽所提意见作出重要批示。岳阳市纪委立案查处后,当年清退截留、抵扣的粮补资金1300多万元,对33名责任人和责任领导进行了问责和纪律追究,最终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何仁芽执行党的纪律铁面无私,参与查处了20多起涉负重大案件,涉及到了3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他不仅自己认真履责,还要求市(州)县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同志,也要勇挑重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究一起。他认为,对损害农民利益的人和事的宽容,就是对农民的犯罪!
宋代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作为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岗位,不仅要有抱负,更要有水准。他不断学习、不断探寻。因为,他始终坚信——
威望源自学识出
在业内,人们都尊称何仁芽为“何牙”(“何爷”的谐音),他威望很高,话语权很重。
何仁芽的这种权威,来自于他对农民群众的炽热感情,来自于他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学识水平,来自于他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
出生在农村的何仁芽,8岁丧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犁田、耙田、莳田割禾,样样农活他都会。在农村,他先后当过记工员、民兵排长、生产队会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到公社农科站当了一年农技员,因工作出色,被推荐到郴州地区农校学习,毕业后,被选调到省农业经营管理站工作。他平时一不打牌,二不跳舞,三不钓鱼,闲暇时只喜欢看书,散步,思考。注重钻研“三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思考农民负担问题的求解之法。他常常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而且,思考问题比较超前。早在2000年,在一次全省经管干部培训班上,何仁芽就率先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观点。2003年5月,何仁芽同许多学者一道,提出了对我国主要农产品实现补贴制度的观点,并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和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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