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通讯员吕运涛

    本报记者吴砾星文/图

    2006年3月30日，北京，中南海。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的“洞庭湖区一些农民反映税改后负担居高不下”的信息格外注目，当即批示：“在全面取消农业‘三税’后，一些地方不顾三令五申的要求，仍采取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的手段，致使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对此问题务必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对典型案件应严肃查处并通报各地。”这篇反映农民负担问题的内参，就是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了湖南省减负办主任何仁芽后，赴洞庭湖区的湘阴县、南县等地采写的。何仁芽不仅向记者坦陈了实情，也如实地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洞庭湖区农民负担确实很重，但责任不单在当地政府，更不在当地农民。洞庭湖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洪湖泊，即使当地不下一滴雨，只要长江上流涨水，洞庭湖就要防汛。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减轻湖区农民的负担，就需公共财政履行责任。作为减负第一线的农村干部，何仁芽就是这样在守护着广大农民的利益。

    “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上面的政策很好，下面的对策好狠！”“几十顶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农民流行语反映了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针对农民负担过重而一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他始终做到——

    位卑未敢忘忧国

    农民负担问题曾让湖南在全国说不起话、抬不起头。2001年6月，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何仁芽从省农办农经站站长的位置上调任省减负办主任。

    如履薄冰。何仁芽在工作中，注重吃透中央精神，努力钻研和掌握政策，在落实政策上不走样，同时着力创新。2002年，何仁芽在总结岳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向省政府提出建议，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涉农收费公示制。同年，何仁芽又向省政府建议，在全国首创了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他亲自画表设计，把农民负担的项目、金额以及减负政策和农民的权利、义务都印制在负担卡上，下发到市州县，送发到千家万户。

    了解农民的呼声需要接触农民，发现涉负问题需要深入基层。何仁芽始终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战斗在减负战线上。安乡县地处洞庭湖腹地，经济以粮、棉、渔为主，财政收入极其困难。取消农业税后，其他地方的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但安乡县的许多乡镇仍利用筹劳政策强行以资代劳，然后将以资代劳款上收到乡镇，供乡镇维持运转，农民对此怨声载道。根据农民的上访，何仁芽几次带队到安乡县暗访，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后，多次向县委、县政府提出整改要求。农业税取消后，类似安乡县农民负担仍然过重的问题引起了何仁芽的高度警觉。为促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平衡发展，他提出对农民负担过重地方实行重点监控的建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采纳。

    从2006年起，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将农民负担问题相对突出的县市区作为农民负担重点整治对象，由省减负办、省纠风办实行挂牌整治。安乡、汉寿、沅江、南县、华容、湘阴等12个湖区县市被列为首批省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对象。为切实抓好重点监控工作，何仁芽多次到这些县市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制定治理方案，逐项落实治理措施，通过不懈的努力，重点监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重点监控县的总体负担水平比上年有大幅度下降。为此，湖南省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工作受到国家农业部的高度称赞，并向全国推广。安乡过去是全省农民负担第一县，通过重点监控，现在成为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十佳县”，农民种田实现了零上交。

    涉农利益案件即使涉及其他主管部门，何仁芽也是认真把握，稳妥处理。2008年，省新农合办在桃江县办新农合试点，将农民个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由村组干部代收代交，改为农民与乡村干部签协议委托乡村组织从粮补资金中代扣代交。其目的是想提高参合率，降低行政成本，但这一交费试点改革，激起了农民的怨恨：一是许多不愿意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被强行参加了新农合。二是一些委托书由村组干部代签，农民感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三是从粮补资金中抵扣违背了中央政策和省委的“四个严禁”。接到农民投拆后，何仁芽迅速到省主管部门了解情况，并专程赶赴桃江县调查，在查清全部情况后，责成该县迅速整改，强调任何试点必须在政策范围内，不得侵犯农民的自主权，好事要办好，让老百姓真正高兴和受益。通过反复做工作，桃江县采取断然措施，对强行扣款的10.9万户参合农民的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和清退。农民对政府这种知错就改的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民参合率由整改前的98%上升到整改后的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