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通讯员吕运涛

    本报记者吴砾星文/图

    2006年3月30日，北京，中南海。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的“洞庭湖区一些农民反映税改后负担居高不下”的信息格外注目，当即批示：“在全面取消农业‘三税’后，一些地方不顾三令五申的要求，仍采取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的手段，致使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对此问题务必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对典型案件应严肃查处并通报各地。”这篇反映农民负担问题的内参，就是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了湖南省减负办主任何仁芽后，赴洞庭湖区的湘阴县、南县等地采写的。何仁芽不仅向记者坦陈了实情，也如实地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洞庭湖区农民负担确实很重，但责任不单在当地政府，更不在当地农民。洞庭湖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洪湖泊，即使当地不下一滴雨，只要长江上流涨水，洞庭湖就要防汛。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减轻湖区农民的负担，就需公共财政履行责任。作为减负第一线的农村干部，何仁芽就是这样在守护着广大农民的利益。

    “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上面的政策很好，下面的对策好狠！”“几十顶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农民流行语反映了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针对农民负担过重而一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他始终做到——

    位卑未敢忘忧国

    农民负担问题曾让湖南在全国说不起话、抬不起头。2001年6月，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何仁芽从省农办农经站站长的位置上调任省减负办主任。

    如履薄冰。何仁芽在工作中，注重吃透中央精神，努力钻研和掌握政策，在落实政策上不走样，同时着力创新。2002年，何仁芽在总结岳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向省政府提出建议，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涉农收费公示制。同年，何仁芽又向省政府建议，在全国首创了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他亲自画表设计，把农民负担的项目、金额以及减负政策和农民的权利、义务都印制在负担卡上，下发到市州县，送发到千家万户。

    了解农民的呼声需要接触农民，发现涉负问题需要深入基层。何仁芽始终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战斗在减负战线上。安乡县地处洞庭湖腹地，经济以粮、棉、渔为主，财政收入极其困难。取消农业税后，其他地方的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但安乡县的许多乡镇仍利用筹劳政策强行以资代劳，然后将以资代劳款上收到乡镇，供乡镇维持运转，农民对此怨声载道。根据农民的上访，何仁芽几次带队到安乡县暗访，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后，多次向县委、县政府提出整改要求。农业税取消后，类似安乡县农民负担仍然过重的问题引起了何仁芽的高度警觉。为促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平衡发展，他提出对农民负担过重地方实行重点监控的建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采纳。

    从2006年起，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将农民负担问题相对突出的县市区作为农民负担重点整治对象，由省减负办、省纠风办实行挂牌整治。安乡、汉寿、沅江、南县、华容、湘阴等12个湖区县市被列为首批省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对象。为切实抓好重点监控工作，何仁芽多次到这些县市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制定治理方案，逐项落实治理措施，通过不懈的努力，重点监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重点监控县的总体负担水平比上年有大幅度下降。为此，湖南省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工作受到国家农业部的高度称赞，并向全国推广。安乡过去是全省农民负担第一县，通过重点监控，现在成为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十佳县”，农民种田实现了零上交。

    涉农利益案件即使涉及其他主管部门，何仁芽也是认真把握，稳妥处理。2008年，省新农合办在桃江县办新农合试点，将农民个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由村组干部代收代交，改为农民与乡村干部签协议委托乡村组织从粮补资金中代扣代交。其目的是想提高参合率，降低行政成本，但这一交费试点改革，激起了农民的怨恨：一是许多不愿意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被强行参加了新农合。二是一些委托书由村组干部代签，农民感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三是从粮补资金中抵扣违背了中央政策和省委的“四个严禁”。接到农民投拆后，何仁芽迅速到省主管部门了解情况，并专程赶赴桃江县调查，在查清全部情况后，责成该县迅速整改，强调任何试点必须在政策范围内，不得侵犯农民的自主权，好事要办好，让老百姓真正高兴和受益。通过反复做工作，桃江县采取断然措施，对强行扣款的10.9万户参合农民的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和清退。农民对政府这种知错就改的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民参合率由整改前的98%上升到整改后的98.5%。

    对于农民负担这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何仁芽地位不高，权力不大，却一直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据初步统计，30多年来，何仁芽向国家部委上报的政策建议、调研材料、情况反映达50多万字，有10多项政策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成为了指导全国减负工作的政策举措。何仁芽一直在为减负尽责，一直在作着“减法”。

    “当烈日晒得柏油路出油，还要拉着千多斤重的板车爬坡；当双抢时节，上面太阳晒，底下田水烫，中间还有稻飞虱咬脚……在农村最辛苦的时候，我就想，一旦有机会离开农村，我一定帮农民讲话。”在减负办主任这个位置上，何仁芽实际上是代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与部门利益维护者博弈，他始终坚持——

    甘为农民鼓与呼

    生活中的何仁芽，性情随和，平易近人，善待同事。但对公开挑衅减负政策的人和事，何仁芽都按照中央“八个禁止”和湖南省委“七个严禁”的要求，严守减负这根“高压线”不动摇，谁动就惩处谁。

    2002年12月16日，益阳市某区香铺仑乡东塘坪村农民郭腊英因乡村干部到她家强抢稻谷而服毒身亡。何仁芽与省纪委的同志一道到该区调查此案，最后认定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涉负案件。按照中央规定，该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要负领导责任，但时任区委主要领导一时想不通，感到受委屈。何仁芽斩钉截铁地说道：“对发生涉负恶性案件的县（市区），要追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对党中央的决定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但在中央决定没有更改前，我们必须执行！”事后，这位领导自知自己态度出格，又是帮调查组调换招待所，又是赶到长沙托省委关键部门的领导出面说情，但何仁芽始终坚持按中央决定办事，决不动摇。

    针对个别地方在落实种粮补贴政策时出现克扣、截留、抵扣粮补资金的情况，何仁芽会同省纠风办对岳阳、邵阳、衡阳等9个市州减负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多次抽查。并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认真整改，还将检查的情况报告给了省委、省政府。2008年8月，省委、省政府两个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给农民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湘办发电[2008]137号），对如何落实种粮农民补贴政策和落实对种粮农民补贴政策的领导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岳阳县一部分乡镇粮补资金被抵扣的问题，何仁芽四进岳阳县摸清情况后，提请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省政府领导根据何仁芽所提意见作出重要批示。岳阳市纪委立案查处后，当年清退截留、抵扣的粮补资金1300多万元，对33名责任人和责任领导进行了问责和纪律追究，最终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何仁芽执行党的纪律铁面无私，参与查处了20多起涉负重大案件，涉及到了3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他不仅自己认真履责，还要求市（州）县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同志，也要勇挑重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究一起。他认为，对损害农民利益的人和事的宽容，就是对农民的犯罪！

    宋代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作为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岗位，不仅要有抱负，更要有水准。他不断学习、不断探寻。因为，他始终坚信——

    威望源自学识出

    在业内，人们都尊称何仁芽为“何牙”（“何爷”的谐音），他威望很高，话语权很重。

    何仁芽的这种权威，来自于他对农民群众的炽热感情，来自于他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学识水平，来自于他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

    出生在农村的何仁芽，8岁丧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犁田、耙田、莳田割禾，样样农活他都会。在农村，他先后当过记工员、民兵排长、生产队会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到公社农科站当了一年农技员，因工作出色，被推荐到郴州地区农校学习，毕业后，被选调到省农业经营管理站工作。他平时一不打牌，二不跳舞，三不钓鱼，闲暇时只喜欢看书，散步，思考。注重钻研“三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思考农民负担问题的求解之法。他常常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而且，思考问题比较超前。早在2000年，在一次全省经管干部培训班上，何仁芽就率先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观点。2003年5月，何仁芽同许多学者一道，提出了对我国主要农产品实现补贴制度的观点，并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和操作办法。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何仁芽将新时期减负办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如何将这些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跑、冒、滴、漏”上。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文章开头谈及的农民权益问题，何仁芽反复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洞庭湖区的特殊压力，向国务院专题报告湖区实情，最终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作出了“关于减轻大湖区农民负担综合改革”的决定，即中央财政每年安排8亿元资金，专门解决全国五大湖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其中安排湖南省专项资金3.2亿元，占全国的40%，加上省配套资金，具体到湖区县区，最少的每亩补助在40元以上，最多的达到50多元。湖区村以上水利设施的维护管理、排渍电费、水管机构人员工资，不再要农民承担，从而使湖区长期以来靠向农民筹资筹劳来解决治水费用的问题得以从根本上解决。湖区的农民群众感慨地说：这是湖区农民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大“解放”。

    30多年来，何仁芽深入过全省5000多个村，进过两万多家农户，每年的行程都在4万公里以上、接待来访上百次。尽管有几次变更工作岗位的机会，他始终在用脚丈量民情，用心化解民忧。

    随着党的惠农政策的落实，到2009年，湖南省农民负担减少到16.49亿元，减少77.8%，人均负担减少到31.33元，第一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乡等湖区县市亩均负担由上世纪90年代末的400~500元，到现在基本实现农民种田零上交（除少数村组和农民有不超过10元的抗旱费外），包括修大堤的费用，村以上水利设施的维护费用以及排污电费等都实现了由公共财政负担。2009年，全省各项惠农补贴达到了78亿多元，农民人平150多元。自2003年以来，湖南已连续7年没有发生过一起涉负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党群、干群关系融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勇当农民利益的“守护神”，何仁芽受到各界关注和褒扬。2010年12月，他作为湖南省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就是一个农村干部作为的广阔空间和舞台。何仁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