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涨工资有什么影响？

柯炳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农民工的收入情况不容乐观，当然，全年的具体情况如何，还要看复工进度与宏观经济发展。尽管可能有短期波折，但从长期看，农民工收入不断增长的总体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其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也是不会改变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077万人，人均月收入3962元。而在2009年，农民工月工资才1417元。10年提高了1.8倍。从绝对值看，平均每年月工资提高255元。

　　农民工工资上涨，对于农民家庭收入增长是大好事，至关重要。我国农民净收入中，来自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不断提高：2006年为38％，2019年为41％。而来自种养业的净收入比例大幅度下降，从43％降低到24％。

　　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包括两个因素：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和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其中，外出打工人数近10年来的增加不到30％，而人均工资水平的增加为1.8倍。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增加，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的比值，从最高时2009年的3.33，缩小到2019年的2.64，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功不可没。

　　不过，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上涨也直接拉升了农村劳动力价格；农业用工的成本，不断上涨。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新疆的人工摘棉花成本。早些年，摘一公斤棉花，人工费是5角钱。后来，逐渐上升到1元、1.5元、2元，乃至2.5元。粗略估算，棉花采摘环节的人工成本，最高时占到棉花销售价格的40％。

　　人工采摘棉花成本剧增，一方面，导致了新疆棉花采摘的快速机械化，另一方面，也大大改变了我国棉花种植的区域结构。

　　2019年，新疆棉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85％，而东部地区棉花生产急剧萎缩。曾经的种棉大省河南省，棉花种植面积从90年代初期的1800万亩，减少到现在的50万亩。东部地区棉花生产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是规模太小、难以机械化，劳动成本太高。原来种棉花的地，现在大都种了小麦和玉米，普遍机械化作业。

　　劳动力价格上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挑战，也是机遇——其加快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2008-2018年期间，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46％提升到67％以上。

　　畜禽养殖方面也同样如此。养殖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不断改进设施技术，提升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养殖模式，即家家户户院落里养猪养鸡自给自食的方式，除了在西部偏远山区还零星存在之外，已经普遍消失了。

　　对于山区和丘陵地区来说，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日益突出。在劳动力成本高企、难以机械化的情况下，农民种植粮食等大田作物的积极性必然大大降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3种情况：撂荒、极端粗放管理、改种高增加值作物（如林果茶菜等）。

　　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山地和丘陵地区粮食面积减少，改种其他作物，势不可免。对此要有思想准备和正确认识，不必大惊小怪。改种果茶药菜等，也很必要，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食物的需要。另外，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可能更为有利。有些地方，还可以促进乡村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也对农村的土地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时间越久，影响越大，是大利。

　　先说土地承包制度。早些年，围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争论不休。但是，近年来，已经很少听到争论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工工资大涨。

　　以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种地，农民也没有社会保障。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托底性的社会保障。现在，如前所述，农民收入中，务工收入比例已经远远大于种养业收入；同时，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日益弱化。

　　以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如果失业了，可以回到土地上，自己耕种，满足基本的温饱。而现在，机械化之后，小规模农户已经基本不可能自己耕种。在市场化条件下，温饱问题就是收入问题。尤其是对于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让他们再回农村，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他们已经不想种地，也不会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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