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了解红四方和我的经历的领导，在感叹之余曾顺口吟出宋代杨万里的诗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栏得溪声日夜喧；到达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我们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能够生存下来、发展起来，不仅需要管理者的勇气和智慧，更需要肝胆相照、团结向上的奋斗精神。

临危受命 结缘红四方

    截至今年2月，我在合肥国有化工企业担任主要负责人已经有18个年头了。期间，哪个企业经营困难或开不了工资，就临危受命去那个企业任职。

    上世纪90年代，合肥市化工局下辖的几个国有老化工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相续陷入绝境。每当我接手上任，这些企业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当月扭亏为盈，有的在三个月或半年内扭亏为盈，最长的也在当年走出困境。

    2008年6月，组织上决定，我兼任合肥所有老化工企业的负责人。在接任不到半年时间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也出现结构性过剩的严峻形势。地方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将这些企业限期搬迁出城，要么关闭破产！

    我们多管齐下，背水一战。一方面制订企业改革改制方案，一方面稳定生产经营形势；一方面制订企业搬迁重组方案，一方面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一方面确定新区项目规划，一方面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

    五年过去了，在当地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改革措施全部得到了落实，1万多名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市区3个50多年的老化工企业相继平稳关停；5家化工企业的资产成功整合，新公司――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四方）华丽转身加入央企行列；成功实施了新区项目规划和建设，实现了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和规模升级，一个投资过百亿元的低碳、集约、生态、和谐的新企业矗立在世人面前。外部市场持续疲软，红四方在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职工收入水平稳步增长的前提下，连年在中盐总公司化工系统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

    红四方由中国盐业总公司控股、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参股组建，其前身是合肥四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氯碱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肥江淮化肥总厂、合肥四方磷复肥有限责任公司。

集资自救 责任我来担

    上世纪90年代，各级政府没有设立国资委。在一片叫卖和“叫退”声中，地方国企像潮水般退去，幸存的也成了娘不亲爹不爱的孩子。政府不可能拿钱给企业，银行不可能亲睐地方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职工的力量，进行生产自救。

    2003年9月下旬，我提议，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号召进行“生产自救、集资办电”。3天时间里，职工自愿交纳集资款近4000万元。当地政府主管部门领导打来电话，指出这是违法至少是违规行径，要求立即退款。我回答：退是不会退的，因为政府不救企业，银行不愿为困难企业贷款，“生产自救”是唯一的办法。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实际上，我接手的每一个企业起死回生，都是集体智慧和老百姓的力量救起来的。2008年元月，我所在的几个企业，作为合肥最后一批改革改制的国企，改制方案都是一次性通过职代会的表决。2009年年初，在国内外金融危机的洗礼下，几个企业每月亏损额在5000万元左右，而企业重组加入央企的形势很不明朗。我们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全部职工不分职务高低、男女老幼，一律将月工资降至1380元；之后又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4个企业近万名职工全部进入市失业保险管理中心。

    自2010年加入央企，成立红四方实施新区项目建设以来，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和上千名参战、参训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设计、施工、招投标、采购、培训第一线；每年数百项招投标业务、几个企业整合重组审计审查，没有一笔说不清的账，也没有一名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倒下。广大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身先士卒顽强努力，十多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年休假和双休日，也没有加班工资，日夜奋战在生产经营的第一线。

    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年，省司法部门了解有关企业重组情况，我正好出差在外，企业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纷纷挺身而出，站出来替我承担责任；去年底，为了调试一台机器，一名退休返聘的老职工，连续三天两夜守候在设备厂家的试验台旁，等不到结果不愿休息；许多部门负责人为了完成手头的工作夜不能寐，为采购企业的紧俏原料和物资喝酒喝坏了身体；甚至有人为了工作而失去了与父亲、母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偶尔有退休老职工到政府部门上访，他们不是去告企业的状，而是在政府部门表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