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永远是不能放松的一根弦。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后，农业科技再次成为热门词汇。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大昉提出，在农业技术上，特别是新兴的农业生物技术上，中国的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相对其他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小，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没能形成高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化链条，迫切需要提高高技术与大资本之间的合作水平。

生物产业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两大发展方向，一是转基因技术，二是生物农药。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863计划开始，转基因技术就被纳入国家农业高技术领域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每年的经费投入都在以15%的速度递增。现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转基因工程重大专项，经费就更多了，匡算下来大约有200多亿元。可以说，在国家战略层面，生物技术是被寄予了很大期望的。

生物农药的特性有点像中药，疗效神奇，但化学成分不是非常精确，标准化生产的难度比较大，这也是农业部审批时最担心的问题。现在，国内有一批企业投身于生物农药的研发，比如四川、南京(九康)就用楝树来生产农药，这是应该肯定的发展方向。现在，迫切需要研究一套标准，就像中国的中药现代化一样，来推动中国的生物农药发展。这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大问题。

从国内来讲，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技术已能达到产业化水平，如抗虫棉转基因技术，2007年匡算下来的产值就达到300多亿元，还有像木瓜等产品也有上市在卖。从国际来看，据统计，从1996年国际转基因技术开始产业化以来，12年间，种植面积从170万公顷猛增到1.143亿公顷，增长了67倍。

但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阻碍，一是技术原因，二是没能形成高效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化链条。第二点是更主要的。

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存在着投入大、回报期长的特点，产业风险比较大。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基本由政府来承担，在发达国家，主要的推动力却是在企业，政府只负责基础技术，后期如安全性评估、田间实验、示范推广，都由企业来负责，两者的投入比例大约在1∶3左右，有的企业负担得更多。

由于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化基础比较薄弱，涉农的大企业比较少，因此，高技术与大资本的结合仍处于初级阶段。比如，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搞抗虫棉，1997年就获得了独立的知识产权，1998年开始推广，当时科技部就提出高技术要与大资本相结合。当我们来到深圳时，感兴趣的企业倒不少，但他们往往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的合作伙伴，也是磨合了很长时间才理顺。 （杨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