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六的生产和使用已经成为历史，但给中国农药工业留下了许多回忆。六六六原料易得，工艺简单，药效好，成本低，生产使用和运输都很安全，至今还认为这是农药研发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六六六的有效成分（或称高效成分）仅是其中的丙体（也称γ体），只占12%～15%。其他六种异构体在工业品中占85%以上，通称“无效体”。这些“无效体”又难分解，所说蓄积性残留毒性多由这些“杂质”造成。在当时每年要向田间施洒20～30万吨“无效体”，对环境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的化学工业部曾组织全国行业大会战，提取、生产γ体含量达95%以上的产品－林丹，提取后剩余的无效体少量得到了综合利用，生产三氯苯（染料中间体和溶剂）、六氯苯（一种杀菌剂和礼花添加剂）、五氯酚（铁路枕木防腐剂）和五氯酚钠（防除血吸虫的寄主－钉螺），其中五氯酚钠在防除钉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在使用。但是，上述产品有的已经不再使用，有的正在逐渐退出市场。随着世界市场的萎缩，现在国内商品滴滴涕和六六六生产装置已经全部停产。滴滴涕和六六六的停产为高效、安全、低毒、低残留农药品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快了中国农药发展的进程。新品种研发虽然原料难得，工艺过程复杂十倍，但科学技术有了跨越式的进步，用药剂量成倍下降，环境中易降解，残留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促进了安全评价研究的发展，安全评价实验室应运而建，农药逐步进入生命科学的领域。在这一段时间内，国内相继停产了一些药效较好，但慢性毒性大的敌枯双、杀虫脒、除草醚等，农药工业在关怀人民生命健康上又有了新的进步，不但要高效，更要对大众健康有益。可以说这是我国农药工业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专利法为农药工业注入活力

停产多氯烃杀虫剂后，不仅带动了杀虫剂发展，也推动了整个农药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农药的发展驶入快车道。广大科技队伍瞄准世界农药发展的主流，以很快的速度研发出当时国际上出现的“超高效”类产品，如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三唑类杀菌剂、磺酰脲类除草剂以及多种杂环类农药，把亩用量由传统的50克左右降到1～5克，也就是一吨相当于五十吨，节省了资源，减少了对环境的危害。此间的农药种类和产量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并扩大了国际市场。

这种蓬勃的发展形势，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极大关注。因为中国的发展影响他们的固有市场，特别是我们的发展主要靠仿制国外新品种，不断要求中国实施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不断构筑各种技术壁垒，贸易纠纷接二连三，尤其是中国加入WTO组织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是当时谈判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促进国际交流，更好更快地发展经济，就要遵从国际贸易原则，到1993年，把保护生产方法改成保护产品，即通常说的保护化合物，只要在产权期就不能随意仿制。从1993年1月1日起尚在专利保护期内并在中国获得登记的不能仿制，以前登记的仍在专利期的给以一定时间的行政保护，在中国市场已出现的产品不在此例，比如吡虫啉等已经在国内登记，国内企业生产就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

实际上八十年代中国农药行业的发展为专利法的修改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专利法的修改，使中国农药工业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单纯仿制转向仿创并举的新时代。

中国农药创制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1958年上海有机化学所在研究大蒜的药用时，发现了模拟物乙基大蒜素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随即开发出抗菌剂401和402，至今仍用于水稻苗期病害和甘薯黑斑病的防治。其后，沈阳化工研究院于1970年研发了多菌灵；上海农药研究所在1973年研发出微生物源农药井冈霉素，1976年贵州省化工研究所以沙蚕毒素为先导化合物，开发出杀虫双（动物源农药）。这些自主研发的产品至今仍是中国农药工业的骨干品种，年产量均在5000吨以上。这些创新研究使农药研究工作者受到很大鼓舞，更为现在的创新提供了科学的思路。

专利法的修改把创新提到中国农药工业发展必由之路的高度。国家、地方和科研单位共同筹集资金，建立了南北两个新农药创制工程中心、六个研发基地，并陆续支持一些院校和企业建立绿色农药和工程创新实验室，新农药的研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到2003年，自主创制并取得专利和“三证”的有20余个品种，第一个获得专利的氟吗啉和硝虫硫磷、呋喃虫酰肼、单嘧磺隆等已在市场销售，产生了良好影响。同时，生物源农药在创新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有效成分分离鉴定、高产菌株的选育及田间应用等方面都显示了生物源农药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