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些郁郁寡欢的留守儿童相比，他觉得自己的童年“简直是太幸福了”。尽管，他家“穷得不得了”，以至于母亲生下的10个孩子最终只留下了5个，有的饿死，有的送人，但小聂茂还是过得“很有意思”，他和同伴们一起游泳、打群架、搞恶作剧，内心没有一点恐惧感。回到家，给父母挠挠痒、扇扇风，或者趴在他们的腿上听故事，在星空下迷迷糊糊睡过去。“只要有父母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不可怕，父母就是我的天和地。”他说，接着叹了一口气，“现在的留守儿童没有天地，无依无靠啊。”

　　大量的事实表明，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常常还是外出的父母，父母离得再远，其他监护人都很难占据这个核心的位置。“你最想要什么？”课题组的成员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些孩子，往往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爸妈回来就够了。能和父母短暂的相处一段时间，成了留守儿童一年中最奢侈的享受。但是，有此待遇的孩子并不多，在他们外出打工的父母中，还有一半以上的人，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选择回家一次。

　　电话似乎成了维系两代人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但聂茂对它的效果也很不乐观。他们有一个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后者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的时间平均不会超过8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人的主要交谈对象还是小孩的监护人，大都是泛泛而谈，毫无针对性的嘱咐。

　　在很多父母看来（简单而无奈），对孩子最好的弥补就成了“多给一些钱”，尽管那些钱可能会被送进网吧、游戏厅或者换成烟酒。

　　亟待开展的“系统工程”

　　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描述一些留守儿童的感受，并引起他们的共鸣，其实很难，聂茂希望，孩子们这种灰色、沉重的生活状态被展示出来，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来思考：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很多时候，他常有无能为力之感。

　　目前，他能做的，除了大声疾呼“留守儿童不是某个家庭的问题，他们属于全中国”之外，就是和《伤村》的另外两名作者商定，把该书所得的首印版税全部捐给贫困的留守儿童们。

　　人们喜欢用“系统工程”来形容解决某个问题的复杂性，“留守儿童”就是如此。现实总让人感到忧虑。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聂茂认为，留守儿童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家长、学校、监护人、村干部和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它的“事故”发生率。他设想，“如果留守儿童的工作能像计划生育那样实行一票否决制，那就太好了”。在他的心中早已建立起“儿童乐园”，它们分布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每个村庄，由政府的专项资金负责，有专职的辅导老师陪着孩子们在各种娱乐设施中尽情的欢笑。

　　聂茂力图去发现留守儿童中令人欣慰的一面，他没有失望而归。确实有不少自强不息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自己的天空，他也了解到许多善良的、富有爱心与责任感的个人和组织给了留守儿童贴心的关爱。

　　比如湖南省浏阳市的山田中学和它的老师们。聂茂主张把学校作为开展留守儿童工作的突破口，就是从中看到了希望和信心。记者赶到了这所被群山包围、声名远播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它关注留守儿童成长的做法被外界誉为“山田模式”。遗憾的是，前来参观者众多，而仿效者依然寥寥。

　　学校有700多名学生，留守儿童占了40％，他们中有139人除了分布在常规的班级以外，还是43个“亲情家庭”的成员，“家长”由学校的老师自愿担当。

　　一名12岁的四年级男生，曾有过多年流浪经历，8岁那年才固守在奶奶身边。如今，贴在他的床头的小卡片表明，男孩有一个飞行员的梦想。记者夸他语言表达流畅，他笑了起来，大大方方地说：“我以前说话吞吞吐吐的，心里总有恐惧感，后来慢慢好起来了。”他与“亲情家庭”里的几个孩子经常一起打乒乓球、互相交换看过的书，“就像兄弟姐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