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农民工与市民的低度交往使农民工形成关系紧密群体的可能性降低。通过典礼、活动、互助小组、志愿服务等短时间接触方式，虽然没能使农民工和市民形成关系型团体，但可以促进农民工群体交往关系的分化，导致农民工群体异质性增强，从而削弱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城市混合社区中的显着性。而改用“新居民”称号至少表面看来使社区市民对外来农民工不再容易形成“农民工群体”这样一种群体镜像，避免了所谓“群体排斥”的可能，客观上为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和市民化提供了契机。

　　其次，高度的社区异质性增加了农民工与市民建立各种社会关联的可能性。虽然有研究表明，“异质性会产生妨碍社会交往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区融合。然而，混合社区内部农民工与市民同样的高度异质性也可能会削弱交往障碍。正如彼得·布劳所说： “异质性越强，人们之间发生随遇交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混合社区来说，如果市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内部同质性越强，就越有可能形成相互隔离。“低度交往”有助于打破这种隔离，使相互之间形成对另一方的正确的“群体认知和镜像”，而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异质化也提供了市民与之产生多种交往体验的可能，从而使市民愿意与农民工建立多种“随遇关系”。

　　再次，在低度交往中，使农民工逐渐了解和习惯了城市社区基于产权关系和权责关系的各种制度安排。比如，农民工在农村日常生活中一般倾向于向邻里和亲朋好友等首属关系群体求助。而在城市社区中，农民工认识到低度交往下的弱关系难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持，而更多地习惯于向与其有权责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居委会和物业等组织求助。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社区权责关系和契约关系下的生活使他们认识到“自我管理”是生活的常态，从而培养了他们独立的现代市民品质。

　　当然，社会交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触机会。在许多混合社区内，由于社区内不同居民生活和工作路径的差异，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接触机会较少，人际交往并不频繁。阿特金森等人对苏格兰混合社区的研究曾发现，住房持有者和租赁者有着不同的社会世界。“住房自有者因就业人口较多，其日常出行距离明显较长。这意味着住房自有者和租赁者之间的接触相对稀少。”艾伦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混合社区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几乎不存在角色示范效应”。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特性相差太大的人之间缺乏社会交往。我们在襄阳市南漳县新华书店混合社区的调研就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一方面，由于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当地市民工作性质和工作场所的不同，导致两个群体的生活和交往路径几乎没有交集。在此情况下，两个群体形成了互不交叉的独立交往圈，在“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单体同质型”隔离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的入住，使得混合社区的治安和管理情况堪忧，导致当地市民对农民工心生不满。混合社区人口组成部分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统一管理成为根本的难题。单位社区本身由于社区管理主体的缺失容易导致管理涣散，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收入层次和地区等人口特征上的区别经常表现出在认知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两个群体的不融合。

　　总之，混合居住模式的确增加了农民工与市民接触和交往的机会，甚至在两个群体之间也能够实现低度交往和融合，并建立起某种弱邻里关联。但也可能形成群体相互隔离的局面。当然，这种不融合的结果并不是混合社区模式本身造成的。

　　四、建构“社会空间”——农民工与市民融合的新平台

　　社会交往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进行的。对于进城农民工而言，他们主要活动于三种城市空间内。一是居住空间，即我们所说的社区；二是工作场所；三是工作居住之外的业余活动空间，即城市公共性空间。在工作场所空间内，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一般较为普遍，但其交往大多限于同事之间，而其同事又往往是与其背景相似的农民工，这样就容易导致农民工形成“单体同质型”交往群体，与市民群体形成相隔离。

　　在居住空间——社区内，“单体同质型”农民工聚居区的相对封闭性不利于扩大农民工与市民的群际交往，而“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虽然增加了农民工与市民接触的机会，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两个群体的融合有所帮助( 如武汉市江汉区西桥社区) ，但也有可能在混合社区内又形成农民工与市民两个“单体同质型”隔离群体( 如襄阳市南漳县新华书店社区) 。原因在于，本质而言，社区仍然是一种狭隘的空间。一方面，大范围的社会关系不可能在众多的狭隘空间之间建立起关联。另一方面，社区这种一般性空间具有某种程度的静态性，尤其是城市现代化社区更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排外性。由栅栏、围墙、门禁、保安、监控设备等组合而成的现代社区将空间的限制和社会封闭结合起来，导致群体间交往的不便。